“從現(xiàn)在開始，我要談論的主題是，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精神史”，鶴見駿輔以這句話開始了演講。這是1979年秋天的蒙特利爾，他為麥吉爾大學的年輕學者講述戰(zhàn)時日本。盡管只有十個學生，這持續(xù)了七個月的講座，給五十七歲的鶴見一個重新審視自己多年研究的機會。使用英文而非日文授課，更為這種審視增添了新維度。
十五年戰(zhàn)爭，鶴見俊輔富有創(chuàng)建性地提出了這一概念。按照西方世界的眼光，日本人的戰(zhàn)爭直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變才開始，而按照中國的視角，它其實從1931年就已發(fā)生。而按“照鶴見的個人經(jīng)驗，尚在讀小學的他記得，政府用“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日支事變”這些聲明，令人覺得它們都是孤立的事件，但事實上，它們是連續(xù)的戰(zhàn)爭狀態(tài)。
這十五年，因為其極端性，也是理解日本的最佳切片。一個因為明治維新而成為東方楷模的國家，一個在大正時期展現(xiàn)出世界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國家，如何突然變成了一個反西方、高度專制的國家？那個以禮貌、美感聞名的民族，如何突然變成了殺戮機器？這一段時光，是日本歷史中的偶發(fā)事件，還是具有某種必然性？
這些日本問題，就像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或是墨索里尼時代的意大利一樣，不僅與本國相關，更具有普遍的意義。專制，這種政治生活之癌，是如何一點點侵蝕一個健康肌體，而人們又是怎樣喪失抵抗能力的。與德國、意大利不同，日本從未有過一個魅力四射的獨裁者，一個總是掩藏于幕后的天皇與一群技術官僚，導致了這一切的發(fā)生。他們似乎既全能又無能：他們可以動用各種強制力量，消除異己聲音，但在明知必敗的情況下，卻無力結束戰(zhàn)爭，只能被動地跟隨形勢。
在這本小冊子中，鶴見俊輔對這種矛盾性做了一次妙趣橫生、富有洞見的導覽，它與歷史、現(xiàn)實、未來都緊密相關。
“這本小冊子有一個明確的標題，它要探究戰(zhàn)爭時期日本社會的精神狀況。它的結構略微松散，你常抓不到核心。不過，它反而給予一種特別的開放性，將我引導至很多方向，開啟了新的好奇心。其中很多例證，比如昭和研究會的尾崎秀實、關于朝鮮的小說，都打開了你理解戰(zhàn)時日本的新視角。它從十五年戰(zhàn)爭出發(fā)，通向日本的過去與未來，更通往亞洲與世界。倘若你不把它當作嚴密的分析、論述，而是作為一個妙趣橫生的導覽，你會發(fā)現(xiàn)一張歷史與意義之網(wǎng)。
“領導者對日本與假想敵國在軍力和經(jīng)濟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給國民相反的資訊，導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騙的境地。對國家的領導者而言，要從對國民的持續(xù)欺騙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難的?！碑斈阕x到這種語句，你也會清晰地意識到，它不僅是戰(zhàn)時日本的寫照，也是所有權力高度壟斷社會的癥結。它出現(xiàn)過，也可能再度出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