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3：柳鳴九 | 借“局外”展剖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疏離感

喜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柳鳴九。以上們講了加繆和加繆的哲理，現(xiàn)在我們來講加繆的《局外人》。

在加繆的全部文學創(chuàng)作中，《局外人》從不止一個方面的意義上來說，都可謂是“首屈一指”的作品。

《局外人》醞釀于 1938 年至 1939 年，完成時間基本上可確定是在 1940 年 5 月。這時的加繆剛過 26 歲的生日。小說于 1942 年出版，大獲成功。事實上，《局外人》正是加繆文學黎明的第一道燦爛的光輝，在完成它之后，加繆到 1943 年才出版了他雋永的歷史巨著《西西弗神話》。他另一部代表作《鼠疫》的完成與發(fā)表則是后來 1946 年、1947 年的事了。因此，從加繆的整個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局外人》是他一系列傳世之作中名副其實的“領頭羊”。

對于一部作品在作家整個創(chuàng)作中價值的凸顯與在文學史上地位的 奠定能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作品的社會影響、作品所獲得的文學聲譽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對作品符合實際并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評價。在這些方面，《局外人》較加繆的其他文學創(chuàng)作（包括他日后的名著與杰作）都處于絕對的優(yōu)勢。

《局外人》于 1942 年 6 月 15 日出版，第一版 4400 冊，為數(shù)不少，出版后即在巴黎大獲成功，引起了讀書界廣泛而熱烈的興趣。這是加繆的作品過去從未有過的，作者由此聲名遠揚，從一開始到幾年之內(nèi)，報界、評論界對它的佳評美贊一直“絡繹不絕”。日后將成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的馬塞爾?阿爾朗，把它視為 “一個真正作家誕生了”的標志；批評家亨利?海爾稱《局外人》“站立在當代小說的最尖端”；“存在”文學權威薩特的文章指出，“

《局外人》一出版就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人們反復說，這是幾年來最出色的一本書”，并贊揚它“是一部經(jīng)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二十世紀現(xiàn)代主義大家娜塔麗?夏洛特，在她的現(xiàn)代主義理論名著中認為《局外人》在法國當代文學中起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如像所有貨真價實的作品一樣，它出現(xiàn)得很及時，正符合了我們當時的期望”；《局外人》的出版成了一種社會現(xiàn)象，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

《局外人》的規(guī)模甚小，篇幅不大，僅有五六萬字。但卻成為法國 20 世紀一部極有分量、舉足輕重的文學作品；它的內(nèi)容比起很多作品來說，既不豐富，也不波瀾壯闊，只不過是寫一個小職員在平庸的生活中糊里糊涂犯下一條命案，被法庭判處死刑的故事，主干單一，并無繁茂的枝葉，但卻成為當代的世界文學中一部意蘊深厚的經(jīng)典名著；它是以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風格寫成，簡約精煉，含蓄內(nèi)斂，但卻給現(xiàn)代趣味的文化界與讀書界提供了新穎的、敏銳的感受……所有這些幾乎都帶有某種程度的奇跡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這很值得人們思考。

一部作品要一開始就在較大的社會范圍里，與廣泛的公眾有所溝通、有所感應，獲得理解，受到歡迎，那首先就需要有一種近似 Lieux Communs 的成分。在《局外人》中，這種 Lieux Communs，可以說就是法律題材、監(jiān)獄題材，就是對刑事案件與監(jiān)獄生活的描寫。因為，這個方面現(xiàn)實的狀態(tài)與問題，是廣大社會層面上的人們都有所關注、有所認識、有所了解的，這方面的現(xiàn)實狀況與問題，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與描寫，也是早已有之，甚至屢見不鮮的。雨果的中篇《死囚末日記》、短篇《克洛德?格》、長篇《悲慘世界》中芳汀與冉?阿讓的故事，司湯達《紅與黑》第二部的若干章節(jié)，以及法朗士的中篇《克蘭克比爾》，都是有關司法問題的著名小說篇章，足以使讀者對這樣一個“公共場所”不會有陌生感。

歷來的優(yōu)秀作品在這個“公共場所”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幾乎都是批判傾向，這構成了文學中的民主傳統(tǒng)與人道主義傳統(tǒng)，對于這一個傳統(tǒng)，歷代的讀者都是認同的、贊賞的、敬重的?！毒滞馊恕肥紫劝炎约憾ㄎ辉谶@個傳統(tǒng)中，并且以其獨特的視角與揭示點而有不同凡俗的表現(xiàn)。

《局外人》中，最著力的揭示點之一，就是現(xiàn)代司法羅織罪狀的邪惡性質(zhì)。主人公默爾索非常干脆地承認自己犯了殺人的命案，面對著人群社會與司法機制，他真誠地感到了心虛理虧，有時還“自慚形穢”，甚至第一次與預審法官見面、為對方親切的假象所迷惑，而想要去跟他握手時，就想到“我是殺過人的罪犯”而退縮了。

他的命案是糊里糊涂犯下的，應該可以從輕量刑，對此不論是他本人，還是旁觀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一進入司法程序就自認為“我的案子很簡單”，甚至天真地對即將運轉(zhuǎn)得愈來愈復雜、愈來愈可怕的司法機關“管得這么細致”而大加稱贊，說“真叫人感受到再方便不過”，但法律機器運轉(zhuǎn)的結果卻是他被宣布為“預謀殺人”、“絲毫沒有一點人性”、“最藐視最基本的社會原則”，以致“其空洞的心即將成為毀滅我們社會的深淵”的“罪不可赦”者，最后被判處了死刑，而且其死罪是在“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這樣一個高度上被宣判的。

從社會法律的角度來說，《局外人》主人公的冤屈程度，并不像完全無辜而遭誣告判刑的芳汀與克蘭克比爾那樣大，因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冤案。但是，對默爾索這樣一個性格，這樣一個精神狀態(tài)的人物來說，這一判決卻是最暴虐不過、最殘忍不過的，因為它將一個善良、誠實、無害的人物完全妖魔化了，在精神上，在道德上對他進行了“無限上綱上線”的殺戮，因而是司法領域中一出完完全全的人性冤案。

如果說傳統(tǒng)文學中，芳汀、冉?阿讓、克蘭克比爾那種無罪而刑、冤屈度駭人聽聞的司法慘案，放在 19 世紀法律制度尚不嚴謹?shù)臍v史背景下，還是真實可信的話，那么這樣的故事放在“法律制定得很完善”的 20 世紀社會的背景下，則不可能滿足現(xiàn)代讀者對真實性的期待。加繆沒有重復對司法冤屈度的追求，而致力于司法對人性殘殺度的揭示，這是他的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也是《局外人》作為一部現(xiàn)代經(jīng)典名著的社會思想性的一個基石。

就其內(nèi)容與篇幅而言，《局外人》著力表現(xiàn)的正是法律機器運轉(zhuǎn)中對人性、對精神道德的殘殺。每樁司法不公正的案件都各有自己特定的內(nèi)涵與特點，而《局外人》中的這一樁就是人性與精神上的迫害性，小說最出色處就在于揭示出了這種迫害性的運作。本來要對默爾索這樁過失殺人的命案進行司法調(diào)查，其真相與性質(zhì)都是不難弄得一清二楚的，但正如默爾索親身所感受到的，調(diào)查一開始就不是注意命案本身的事實過程，而是專門針對他本人。

這樣一個淡然超脫、與世無爭、本分守己的小職員平庸普通的生活有什么可調(diào)查的呢？于是，他把母親送進養(yǎng)老院，他為母親守靈時吸了一支煙，喝過一杯牛奶，他說不上母親確切的歲數(shù)，以及母親葬后的第二天他會了女友，看了一場電影等這些個人行為小節(jié)，都成為了嚴厲審查的項目，一個可怕的司法怪圈就此形成了：由于這些生活細節(jié)是發(fā)生在一個日后犯下命案的人身上，自然就被司法當局大大地加以妖魔化，被妖魔化的個人生活小節(jié)又在法律上成為“毫無人性”與“叛離社會”等判語的根據(jù)，而這些結論與判語又導致對這個小職員進行了“罪不可恕”的嚴厲懲罰，不僅是判處他死刑，而且是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判處他死刑。這樣一個司法邏輯與推理的怪圈，就像一大堆軟軟的繩索把可憐的默爾索捆得無法動彈、聽任宰割，成為完善的法律制度與開明的司法程序的祭品。

默爾索何止是無法動彈而已，他也無法申辯。他在法庭上面對著對他的人性、精神、道德的踐踏與殘害，只能聽之任之，因為根據(jù)“制定得很好”的法律程序，他一切都得由辯護律師代言，他本人被告誡“最好別說話”，實際上已經(jīng)喪失了辯護權，而他自己本來是最有資格就他的內(nèi)心問題、思想精神狀態(tài)做出說明的。何況，辯護律師只不過是操另一種聲調(diào)的司法人員而已。

默爾索就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法庭上，審訊中的庭長、檢察長、辯護律師以及采訪報道的記者都是一家人，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審訊過程中，他內(nèi)心里發(fā)出這樣的聲音：“現(xiàn)在到底誰才是被告呢？被告可是至關重要的，我有話要說?！睕]有申辯的可能，他不止一次發(fā)出這樣的感慨：“我甚至被取代了?！彼痉ó斁帧皩⑽抑糜谑峦?，一切進展我都不能過問，他們安排我的命運，卻未征求我的意見”。小說中司法程序把被告排斥在局外的這種方式，正是現(xiàn)代法律虛偽性的表現(xiàn)形式，加繆對此著力進行了揭示，使人們有理由說《局外人》這個小說標題的基本原意就在于此。

如果說，從司法程序來看，默爾索是死于他作為當事人，卻被置于局外的這樣一個法律的荒誕。那么，從量罪定刑的法律基本準則來看，他則是死于意識形態(tài)、世俗觀念的荒誕。默爾索發(fā)現(xiàn)，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人們對他所犯命案的事實細節(jié)、前因后果、來龍去脈并不感興趣，也并未做深入的調(diào)查與分析，而是對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xiàn)感興趣。他的命運并不取決于那件命案的客觀事實本身，而是取決于人們?nèi)绾慰创@個人，取決于人們對他那些生活，對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趣味的看法，實際上也就是取決于某種觀念與意識形態(tài)。

在這里，可以看見意識形態(tài)滲入了法律領域，決定了司法人員的態(tài)度與立場，從而控制了法律機器的運作。加繆的這種揭示無疑是深刻有力的，并且至今仍有形而上的普遍的意義。意識觀念的因素對法律機制本身內(nèi)在的侵入、鉗制與干擾，何止是在默爾索案件中存在呢？

《局外人》以其獨特視角對現(xiàn)代法律荒誕的審視，而在這一塊“公共場所”中表現(xiàn)不凡，即使在這個“公關場所”出現(xiàn)過托爾斯泰《復活》這樣的揭露司法黑暗腐敗的鴻篇巨制，它也并不顯得遜色，它簡明突出、遒勁有力的筆觸倒特別具有一種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