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xù)整治“年底不立案”成效幾何？人民法院為何要主動融入訴源治理大格局？訴源治理面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全國兩會期間，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錢曉晨表示，新版審判質量管理指標體系已于2024年1月在全國法院正式施行，“審限內結案率”指標的確立將有效解決“年底不立案”問題。
就訴源治理體系建設，錢曉晨指出，還需解決訴源治理考核指標體系不完善、訴源治理配套保障機制不到位等問題。
根據(jù)試點情況，今年將推動跨域訴訟服務全面實施
新京報：立案解決審判工作的入口問題。近年來，最高法在立案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立案工作局面有何新變化？
錢曉晨：對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一律敞開大門，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是人民法院的莊嚴承諾。立案登記制改革以來，人民法院全面暢通群眾訴求表達渠道，建立健全現(xiàn)場立案、掌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郵寄立案、巡回立案等立體化便民立案新模式，穩(wěn)步推進二審網(wǎng)上立案試點工作，完善以群眾滿意度評價為導向，以立案偏離度預警系統(tǒng)為支撐，以全流程、全領域、全覆蓋在線督辦系統(tǒng)為抓手，立案質效評估體系為牽引，以12368熱線人工服務+智能監(jiān)管相并行的內外聯(lián)通、有機銜接的立案監(jiān)督管理體系，切實保障當事人訴權。
2023年，全國法院網(wǎng)上立案案件數(shù)1448.93萬件，同比上升18.34%。
2019年8月到2023年12月底，全國法院提供跨域立案服務17.5萬件，其中人民法庭提供跨域立案服務1157件，91.7%以上案件管轄法院實現(xiàn)30分鐘內響應。2023年12月1日，在吉林等13個地區(qū)開展跨域訴訟服務改革試點工作，為群眾提供立案、閱卷、材料收轉、文書領取、調查取證申請、延期開庭申請等4類16項跨域訴訟服務。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將根據(jù)試點工作情況，推動此項工作在全國全面實施。
針對人民群眾長期反映的二審立案周期過長、流程不透明等難點痛點問題，在山東、浙江、河北、天津等16個地區(qū)開展二審網(wǎng)上立案試點工作，增加當事人通過網(wǎng)上訴訟平臺直接向第二審人民法院提交上訴材料渠道，大大減輕當事人時間成本和經(jīng)濟成本。截至2023年12月，試點地區(qū)接收二審網(wǎng)上立案申請22.5萬件，平均立案周期較全國法院上訴移送時間縮短56%，最快可以實現(xiàn)當天申請、當天立案。
以審限內結案率為依據(jù)，解決“年底不立案”問題
新京報：結案率一度是影響基層法院年底立案的最直接因素。最高法也在持續(xù)整治“年底不立案”問題，成效如何？
錢曉晨：年底不立案問題雖然表現(xiàn)在立案環(huán)節(jié)，但從調研情況看，一些地方法院為了盲目追求高結案率，在年末特定考評時期控制立案，成為引發(fā)“年底不立案”問題的重要源頭。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研究提出更加科學有效、符合司法規(guī)律的審判質量管理指標體系，以審限內結案率作為評價審判執(zhí)行效率的主要依據(jù)，避免地方法院因年底新收案件無法當年結案而人為控制立案，有效解決“年底不立案”問題。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組建專門調研小組，深挖不立案問題根源，多措并舉加大對“年底不立案”的整治力度，充分發(fā)揮四級人民法院立案偏離度預警系統(tǒng)、滿意度評價系統(tǒng)、12368不立案投訴熱線“兩系統(tǒng)一熱線”監(jiān)督作用，對一些地方法院壓案不立、抬高門檻、超期審核、以調代立等問題進行督辦通報。2023年，對833件“應立未立”的案件督促依法立案；去年年底，專門召開全國四級法院立案庭庭長視頻會，對一些地區(qū)“不立案”投訴典型問題點名通報，有力促推“年底不立案”問題得到有效整治。
從全國法院情況看，2023年12月，全國法院月立案偏離度為-20.83%，較2022年12月的-28.05%回縮7.22個百分點。特別是自去年下半年審判質量管理指標體系試點運行后，全國法院立案偏離度月末、季末急速下降趨勢逐漸平緩，平均波動幅度為43.33%，較上半年減少35.41個百分點，表明全國法院整治“年底不立案”取得一定成效。
訴源治理重點在基層，推進調解平臺向前延伸
新京報：為何要推進訴源治理？如何確保訴源治理工作不走偏、不變樣，真正在訴前解決矛盾糾紛？
錢曉晨：訴訟是社會矛盾糾紛的末端反映，訴訟案件增多也折射出立法、執(zhí)法、司法、普法等方面存在一些薄弱環(huán)節(jié)和短板弱項，一些矛盾糾紛沒有及時預防化解在基層、調解在行業(yè)內部，非訴訟解紛方式未能有效發(fā)揮第一道防線作用，使得矛盾糾紛大量涌入法院，形成訴訟案件。
為了確保訴源治理工作不走偏、不變樣，人民法院既要主動融入訴源治理大格局，針對個案、類案發(fā)生的深層次原因，用好司法建議、多元共治等舉措，讓矛盾不發(fā)生、少發(fā)生，發(fā)生后能夠化解在小、化解在早；又要認真把好案件“入口關”，履行指導調解法定職能，助力行業(yè)性專業(yè)性調解組織培育。
要積極推動將民事、行政案件萬人起訴率納入平安建設工作考核，明確考核對象為地方黨委政府和相關職能單位，科學設定考核內容，確保進一步壓實各職能單位訴源治理責任。
訴源治理重點在基層。要推進人民法院調解平臺“進鄉(xiāng)村、進社區(qū)、進網(wǎng)格”，把訴調對接的“調”向前延伸。要積極運用數(shù)字技術和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深化訴源治理工作，形成新時代智能化訴源治理新模式，有效提升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法治化水平。
一些地區(qū)將萬人起訴率考核責任不適當?shù)貕航o法院
新京報：在推進訴源治理過程中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
錢曉晨：訴源治理是一項長期性、系統(tǒng)性、基礎性工程，必須緊緊依靠黨委領導，壓實訴源治理主體責任，形成多元共治大格局。但從調研情況看，訴源治理工作還面臨一些問題。
訴源治理考核指標體系不完善。從調研情況看，一些地區(qū)對訴源治理工作不夠重視，尚未將萬人起訴率納入平安建設工作考核，難以發(fā)揮萬人起訴率指標在平安中國、法治政府考核中促推訴源治理的“指揮棒”作用。一些地區(qū)將萬人起訴率考核責任簡單、不適當?shù)貕航o法院，導致黨委、政府得到的萬人起訴率，是經(jīng)法院組織各種調解力量，將訴至法院的案件調處化解后不再計入一審審理的不實社情，進一步導致相關職能部門、單位據(jù)此誤以為本轄區(qū)、本系統(tǒng)、本部門萬人起訴率偏低、符合要求，不再扎實抓好“前端”，治理“未病”，難以共同做實訴源治理工作。此外，訴源治理考核縱向未壓實到村一級，橫向未覆蓋全部社會治理主體，考核權重不高，也是制約考核“指揮棒”作用發(fā)揮的重要因素。
行業(yè)性專業(yè)性等前端化解資源運用不充分。從人民調解員、律師等主體參與司法調解情況看，納入法院特邀調解隊伍的人民調解員、律師人均訴前調解成功數(shù)量，要高于人民調解員自行收案人均調解數(shù)量。“總對總”合作部委調解組織接受法院委派調解糾紛量遠高于自行收案數(shù)量。以上表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yè)專業(yè)調解、律師調解力量雖然持續(xù)增加，但因這些調解組織的品牌效應尚未形成，存在自行收案難、前端作用發(fā)揮有限問題，大量糾紛仍是進入法院后通過訴前委派第三方調解的方式解決，沒能從根本上發(fā)揮行業(yè)性專業(yè)性力量在訴源治理工作中的作用。
訴源治理配套保障機制不到位。目前，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訴源治理缺乏可持續(xù)的經(jīng)費保障，難以調動基層參與糾紛預防化解工作的積極性。市場化調解剛剛起步，還需要在政策層面給予扶持，完善相應工作機制，更加充分激活市場主體調解積極性。
人民群眾訴訟依賴觀念有待轉變。有些當事人對矛盾糾紛非訴化解認識不足，鑒于訴訟的規(guī)范性、權威性、強制性，訴訟仍然是人民群眾普遍認同的糾紛解決途徑。在缺乏中央層面多元化解立法、社會調解力量尚未普遍成熟的情況下，有事先找調解的觀念短期內難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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