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襟博大 團結多數(shù)——周恩來與張沖

周恩來多次強調(diào)：要劃一個大的圈子，把黨外凡是能夠爭取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士團結在一起。他在長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中，不僅團結了大批進步人士，而且還團結了那些曾經(jīng)有過“宿怨”、政治傾向和世界觀與共產(chǎn)黨完全不同的人，從而真正做到了團結多數(shù)。周恩來與國民黨的得力干才張沖的交往，便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點。
張沖在30年代，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diào)查科的總干事。在他的主謀下，上?！渡陥蟆返葒鴥?nèi)主要報紙相繼刊出了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產(chǎn)黨啟事》，誣陷周恩來，企圖借此蠱惑人心，制造混亂，瓦解中共組織。
“西安事變”后，張沖作為國民黨代表團的主談者開始與中共談判，周恩來是中共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就周恩來與張沖的關系來說，既有公仇又有私怨。但面對民族危亡，周恩來捐棄前嫌，不咎既往，與張沖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并進而通過張沖這個“橋梁”團結國民黨與中共一道抗日。正如周恩來所說：“先生與我，并非無黨見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黨見，非私見私利可比，故無事不可談通，無問題不可解決。先生與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br>周恩來正是本著這個原則，與張沖朝夕相處，共同談論的主題都是團結抗日。周恩來說：“我識淮南甚晚，西安事變后，始相往來，然自相識之日始，直至臨終前四日，我與淮南往來何止二三百次，有時一日兩三見，有時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談所為輒屬于團結御侮。堅持國策，至死不移，”“我與淮南先生初無私交，且隸屬兩黨，所往來者亦悉屬公事，然由公誼而增友誼，彼此之間輒能推誠相見，絕未以一時惡化，疏其關系，更未以勤于往還，喪及黨格。這種兩黨間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氣的。”每當遇到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時，雙方都能以“敵人所欲為者我不為，敵人所欲不為者我為之”的準則互相勉勵，互相提醒，進而增進了信任，加強了友誼，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37年5月下旬，張沖隨國民黨考察團訪問延安，參觀考察了延安的機關、學校、工廠。延安軍民在艱難困苦的生存條件下所表現(xiàn)的朝氣蓬勃的精神面貌，滿腔熱忱的敬業(yè)態(tài)度，勤奮踏實的工作作風和親密融洽的人際關系，都與國統(tǒng)區(qū)形成鮮明對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張沖為之耳目一新。毛澤東在一周內(nèi)四次會見考察團成員，闡述中共的抗日方針政策。中共領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張沖深受教益。周恩來豁達大度，不記個人恩怨的博大胸懷，更使張沖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訴好友：“中國不會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這是我去陜北后親自領略到的?！边@說明，張沖的立場、世界觀、思想感情、政治傾向與國民黨頑固派已經(jīng)有了明顯差異。
此后，張沖為團結國共兩黨抗日做了不懈的努力。他與中共建立了秘密的電臺聯(lián)系，定時聯(lián)絡，溝通信息。他置頑固派的攻擊陷害于不顧，多次真誠地給周恩來的工作以幫助。在重慶，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或蔣介石要見周恩來，張沖都代為轉(zhuǎn)達和安排，并從中周旋。在顧問處?？陕牭街芏鱽泶騺淼碾娫挘鴱垱_接電話時通?？偸怯眠@樣的話開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來嗎？”關系融洽由此可見一斑。一次，重慶都郵街發(fā)生了所謂“民眾”搗毀蘇聯(lián)駐華使館的事件，張沖即于大風大雨中陪伴周恩來在現(xiàn)場勘查，以保護中共代表的安全。
1939年，張沖還大力協(xié)助周恩來到安徽、浙江等地視察慰問新四軍并順利返回延安。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fā)生，國共兩黨之間的裂痕不斷加深，張沖極力彌合這種裂痕，但不幸于1941年8月病逝。周恩來寫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挽聯(lián)，并參加了追悼會，在會上發(fā)表了歷時20分鐘的演講，對張沖這樣一位愛國志士給予了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