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史的書寫所沿襲的一個主要方向——挖掘真相——總充滿各種挑戰(zhàn)。比如史料的缺失或者語焉不詳，比如前代史家們記錄書寫的互相矛盾或者夾帶私貨等等，這些都會給后人研究歷史造成極大的困難，所以很多時候，后世史學研究者們不論多么苦心孤詣和埋首史籍，也難以抵達真相的核心。
這就使得歷史推理成為一種可能。從根本上說，歷史的真相永遠只有一個，這毫無疑問。但是，對于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來說，合理的解釋卻可能有多個。也就是說，史料基礎上的合理推測和分析為歷史書寫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尤其對于史料匱乏的宮闈秘事。
新一代的歷史寫作者們正在這一領域進行著更為大膽的開拓。最新的代表著作是歷史作家譚木聲所寫的《巫蠱亂長安——漢武帝晚年的奪嫡暗戰(zhàn)》。在這部著作中，譚木聲嘗試把合理推測和合理想象這一史學研究的思維方式發(fā)揮到某種極致，在極其有限的史料范圍內(nèi)，作者沿著蛛絲馬跡，為讀者重新講述了西漢歷史上這一場驚心動魄的宮廷爭斗劇。
通常，歷史研究的結(jié)論很難像科學那樣被證實，也很難被證偽，但歷史學畢竟不同于科學，卡爾·波普爾曾說過：“不同的歷史學家總能概括出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的歷史規(guī)律，很難說清孰對孰錯、孰優(yōu)孰劣”。
誰之歷史：
真實性與可能性
廣義上看，武帝巫蠱之禍案是從征和元年到漢武帝末年，由巫蠱事件引發(fā)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狹義上，巫蠱之禍是征和二年太子劉據(jù)因被發(fā)現(xiàn)宮中有桐木人等行巫蠱之物而起兵、敗亡并最終導致大量士庶死亡、衛(wèi)氏外戚幾乎族滅的朝政動蕩事件。
巫蠱之禍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政治事件歷來受到史學界關注，并且一直討論不休。自漢迄清，各種史書、緯書、筆記、野史中都能看到時人的撰述和評價，但關于事件的種種細節(jié)和真相，至今都如在霧中，模糊不清。
巫蠱之禍最早的史學記錄者是司馬遷和褚少孫，前者是《史記》的第一作者，后者是《史記》的補充修葺者。史學界普遍認為，司馬遷顯然親歷了巫蠱之禍這一事件的全過程，而褚少孫作為西漢中后期人，離這個事件也不遠。但二人都未清楚記錄下這一重大事件。今本《史記》關于巫蠱之禍的記載僅有寥寥十四條，極其隱晦。《史記》給后人留下的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故事框架，未詳述因果以及這起著名宮廷爭斗的細節(jié)性解釋，也未有當時的社會評價。
而《漢書》對《史記》所形成的故事框架進行了長足的補充，并闡述了事件發(fā)展中的因果關系以及事件過程中更多人物的角色和作用。如豐富了公孫敬聲的行為，出現(xiàn)了《史記》中未記載的朱安世。而在不同的事件發(fā)展階段，《漢書》試圖解決整個事件中公孫氏巫蠱案與太子巫蠱案的邏輯關系以及武帝自身的原因等，但所述邏輯依然斷缺，人物背景模糊不清。有學者認為，《漢書》作為東漢時期形成的文本，其承載的敘述可能并非對應了武帝時期巫蠱案的實際情況，而更多的是東漢時期的觀念和價值，并要考慮維護皇權(quán)和倡導人倫二者兼顧。
近千年后的北宋，司馬光再次書寫巫蠱案。與班固寫《漢書》時相比，司馬光獲取一手資料的可能性不大，但《資治通鑒》中卻多出更多細節(jié)，比如漢武帝與太子在治國路線上的分歧，《資治通鑒》也給出了事件的最終責任方——奸邪，這些奸邪之流，在整個事件中的具體表現(xiàn)為涉事巫蠱的方士胡巫、離間蠱惑天子太子關系的江充、蘇文等。所以可以看出，與《史記》《漢書》不同，《資治通鑒》將巫蠱案定性為皇帝與太子受奸邪的蒙蔽蠱惑從而引發(fā)的一場皇權(quán)與人倫的慘禍。有學者認為，這也對應了北宋黨爭的政治現(xiàn)實，也符合司馬光“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的寫史目的。
上述涉及巫蠱之禍案的三大文獻雖然各有開創(chuàng)，但對于后世挖掘真相都顯得所載匱乏，補充細節(jié)也多語焉不詳，邏輯不清。這也導致近現(xiàn)代關于“巫蠱之禍”的歷史研究難以推進，僅有的一些著作也多有局限。
譚木聲在《巫蠱亂長安》一書的前言中說：“在寫作《巫蠱亂長安》時，我時時能感受到現(xiàn)存的記載和那段豐富的歷史比起來，只算得上是殘破的片段，在片段之間隱約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跡，但是僅靠這些片段得出一些結(jié)論，按照歷史研究規(guī)范來說不可接受”。
《隱藏的歷史》一書作者、美國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也認為，對于過去，我們所知極為有限。認識過去須依賴過去的各種殘存物，而殘篇斷簡及殘存物之偶然性，卻暗示了歲月如何摧毀我們認識過去的重要線索，甚至將我們引入歧途。
研究這段去古不遠的宮廷政治事件，避免誤入歧途并且撥云見日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需要研究者有窮搜史料、先辨淄澠的能力，也需要有“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能力，并能找到一種更為巧妙的講述方法和框架。
面對史料匱乏，作者譚木聲采取一種歷史推理的手法。這種手法看似無奈，其實非常巧妙。歷史推理并非“歷史戲說”，更非歷史小說，歷史推理要求歷史研究者必須具備“設身處地”的意識和能力，即有窮究歷史資料的耐心，還要有建立于史料基礎之上的合理推理能力和想象能力。唯其如此，作者才可能帶領讀者回到歷史的場景中，抽絲剝繭，嚴謹縝密，尋找歷史的可能性。
所以，作者關于本書的寫作目的說得非常清楚，“本書本質(zhì)上不是要展現(xiàn)作者新發(fā)現(xiàn)的歷史真相，而是展現(xiàn)歷史的可能性。已經(jīng)發(fā)生的歷史具有唯一性，但如果只能依靠破碎的殘片去還原它，它就具有了豐富的可能性?！弊T木聲認為，在充分掌握現(xiàn)有歷史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可以對其中的缺失之處，對因果鏈條的斷裂處展開推理與想象?！霸诓贿`背現(xiàn)有材料，不違背邏輯的常識，不背離人心人情的前提下，每一個推理和猜想都具有同等的價值”。
于是，譚木聲為歷史研究和寫作加上了一頂“可能性藝術”的冠冕，這“冠冕”并不會貶損歷史學的價值，反而“會給它增添活力”。這很好地規(guī)避了歷史資料缺失破碎、史料不可靠或者不同史料之間的自相矛盾等問題。
寡人有疾：
腦洞、猜想與推理
避免丹尼爾·布爾斯廷所說的由于史料所限而將讀者引入歧途，需要作者的某種坦誠。在《巫蠱亂長安》一書中，譚木聲明確告訴讀者，哪些是有據(jù)可查的歷史資料，哪些是他的可能性猜想和推理，哪些是他腦洞大開。
歷史寫作為何到了“腦洞大開”的地步，作者解釋說，寫作這部作品很多時候就是在歷史的碎片中去推想歷史的真相，有時猜到山窮水盡處，比如關于蘇文的一章，出版社編輯認為推理太過，難以和其他章節(jié)放在一起，最后不得不將這一章作為“番外篇附在文后”。
至于歷史推理和可能性猜想，《巫蠱亂長安》一書中更是涉及多處，其中兩個最主要的歷史推理，一個涉及趙人利益集團，一個涉及漢武帝的老年心理疾病。
可能存在的趙人利益集團中的人物都來自趙地邯鄲一帶，以貳師將軍李廣利為首，以趙地樂戶和同鄉(xiāng)為關系紐帶，目的是推動李廣利的外甥、漢武帝第五子奪取大位。在這個集團中，主要成員除了李廣利和他的妹妹李夫人，還有水衡都尉江充、丞相劉屈氂、重合侯馬通等。他們的直接利益對手是太子劉據(jù)和太子背后的衛(wèi)氏外戚集團，所以也成為巫蠱之禍的最有力發(fā)動者和推動者。不論這一集團是否真實存在并且集體策劃了巫蠱之禍，結(jié)果卻很明確，到征和三年，西漢軍權(quán)和相權(quán)都已經(jīng)掌握在李氏集團手中，此時，衛(wèi)氏外戚已經(jīng)徹底倒臺，太子劉據(jù)身死外地。
對于步入老年的武帝可能存在心理扭曲等嚴重老年心理問題這一推理，我是認可的。皇帝到了晚年最在乎的，一是壽命，二是皇權(quán)。身居高位每天面對的是殘酷的權(quán)力爭斗和皇位覬覦者，皇帝出現(xiàn)心理問題再自然不過。晚年的漢武帝害怕死亡，迷戀于方士長生之術“近于愚夫愚婦”，且變得喜怒無常，多疑殘忍，打擊外戚集團毫不手軟，在對待繼承人問題上卻很難保持清醒頭腦。
歷史上，為各種身體和心理疾病而困擾的領導者并影響歷史的案例并不罕見。精神分析學派創(chuàng)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分析美國第28任總統(tǒng)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的心理狀態(tài)時認為，威爾遜總統(tǒng)是一個“神經(jīng)官能癥患者”，這造成了他在政治決策上的病態(tài)頑固和心理障礙，在日常生活中，他易怒多疑，且咄咄逼人。1919年在巴黎和會期間，他還患上了迫害妄想癥，指責法國人企圖毒死他。
在中國歷史上，由于帝王出現(xiàn)心理問題所引起的宮廷慘劇和政治動亂并不鮮見。比如遼道宗耶律洪基由于皇太叔耶律重元叛亂，導致他內(nèi)心出現(xiàn)扭曲，只相信參與平定叛亂的耶律乙辛而對宗族至親疑神疑鬼，這讓耶律乙辛鉆了空子，最終構(gòu)陷皇后蕭觀音和太子耶律浚導致二人慘死，大遼一代才女蕭觀音留下了可悲可嘆的《絕命詞》，大遼國運也行將走到盡頭。
在《巫蠱亂長安》一書中，譚木聲通過現(xiàn)代心理學對漢武帝的晚年心理狀態(tài)進行了分析，漢武帝“進入老年之后，因為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老化及病變，出現(xiàn)多種精神癥狀，認知能力下降，表現(xiàn)為輕信他人、行為幼稚等；自我意識增強，表現(xiàn)為更加以自我為中心，自私；情緒多變，更容易出現(xiàn)焦慮、憂郁、猜疑、嫉妒、惱怒、恐懼等情緒；常常懷疑自己得病，出現(xiàn)抗拒衰老、怕死等心態(tài)；更加依賴身邊人。對于常人來說，肯定是依賴兒孫輩，皇帝則是依賴近侍、宦官?！?/p>
作者認為，征和年間，武帝已經(jīng)接近七十歲了，在那個時代，這是少見的高齡，從史料能看到，由于醫(yī)療技術的局限，即便貴為天子，也逃不脫疾病的折磨，種種病痛已經(jīng)在折磨著他，這些身體上的困擾必然會使以上種種老年心理問題被放大?！凹由咸熳硬皇芟拗频臋?quán)力，這種扭曲心理帶來的破壞往往是毀滅性的?！?/p>
弗洛伊德也注意到了這種破壞性和毀滅性，他在分析完威爾遜總統(tǒng)的心理狀況后進一步寫到，在人類歷史上的某些時候，瘋子，能見到幻象的人，預言者，神經(jīng)官能癥患者和精神錯亂者，曾經(jīng)起過重大作用，而且不僅僅是在偶然的機會使他們生而為王的時候，“通常，他們都造成極大的破壞”。
史筆·龍心：
至死不悔
另外一個歷史細節(jié)也一直處于爭議之中，即對于太子劉據(jù)之死，漢武帝后來到底有沒有真正后悔過？譚木聲在《巫蠱亂長安》一書中專門辟出一章討論這個問題。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從施政舉措層面看，漢武帝至死未悔。
在歷史上，最高權(quán)力者往往是執(zhí)拗的，更何況心理扭曲的漢武帝。在這一點上，古今中外的案例很多。比如弗洛伊德就注意到，威爾遜總統(tǒng)的心理疾病經(jīng)常使他處于這樣一種狀態(tài)之中：他有時承認他可能弄錯了，但他又認為自己從未有過錯誤，因為他的“超我”不允許?！八辉敢獬姓J這些事實，更愿意忘掉或歪曲事實，完全脫離現(xiàn)實世界，制造想象的事實?！?/p>
漢武帝是一個典型的天資英武、雄才大略之君，屬于歷史上的強勢帝王，不論在內(nèi)政、外交還是帝位傳承皇權(quán)延續(xù)上，他都容不得人擺布。武帝與太子劉據(jù)主要的分歧表現(xiàn)在治國理念上的不同，武帝好大喜功、征伐無度，太子劉據(jù)好靜，意在修文、與民休息，為此，他常常規(guī)勸武帝，征伐四夷勞民過甚。對于武帝這樣欲成一番大業(yè)的帝王，他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初衷，哪怕是面對自己的親兒子。
事實上，漢武帝未后悔的表現(xiàn)之一，是他直到駕崩之時，也沒有恢復太子名譽，更沒有釋放劉據(jù)的孫子、關在長安獄中的劉病己；另外一個表現(xiàn)，也是最關鍵的地方，就是武帝到死也未調(diào)整改變過自己的治國理念、大政方針。
這與前代史書《資治通鑒》相左。譚木聲注意到，《資治通鑒》的《漢紀》部分，記錄了武帝執(zhí)政末期不但對自己的一生功業(yè)、治國理念進行了反思，還對自己的大政方針進行了徹底轉(zhuǎn)向?！稘h紀》出自劉攽之手，對此，司馬光是認可的，他在《資治通鑒》中評價說，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tǒng)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后世大儒朱熹也認為武帝晚年知其罪并悔改。劉攽和朱熹的論據(jù)是武帝晚年發(fā)布的“罪己詔”和“輪臺詔”。
但“罪己詔”并不見于《史記》《漢書》，也不見于東漢荀悅所編的《漢紀》和《鹽鐵論》這樣集中議論武帝朝政治制度利弊的著述，卻在《資治通鑒》中橫空出世。譚木聲從《漢書·車千秋傳》中卻找到相左的證據(jù)，認為武帝并沒有后悔過，更談不上罪己詔以及實行什么徹底的政策轉(zhuǎn)向。他還認為，《漢書》更具有權(quán)威性，可以作為第一手資料。至于被司馬光拿來論證武帝國家政策轉(zhuǎn)向的《輪臺詔》，也并未出現(xiàn)在《漢書武帝紀》之中，只是記在《西域傳》中。現(xiàn)代史學家辛德勇認為，輪臺詔所針對的內(nèi)容，只是有關西域輪臺地區(qū)軍事部署的局部性問題，而非朝廷根本性的大政方針。譚木聲對此持肯定意見，他在《巫蠱亂長安》一書中進一步論證了歷史上并沒有發(fā)生武帝晚年轉(zhuǎn)向這回事，武帝的政策甚至到漢昭帝時期仍在延續(xù)。
譚木聲為何要深究武帝是否后悔、是否在晚年改弦易張這些問題呢？毫無疑問這涉及歷史書寫的意義和價值。武帝時代去古不遠，后世對于如此久遠的歷史事件的關注度一直很高，這背后的意義到底何在呢？在書中，譚木聲也提出了這個重要的命題，“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巫蠱之變有何意義，引得歷代史家皆來品評？”他認為，如果只是將此事歸為君王晚年昏庸、殘忍嗜殺，則巫蠱之變并無太大的意義。這樣的事在全世界數(shù)千年的歷史中反復發(fā)生，中國南北朝時期更是殘酷血腥的宮廷殺戮所在多有。那么我們所追問的“天子后悔了嗎”的問題，便也只是局限在父子夫妻之情是否在武帝的愧疚追悔中得到修復而已。
那么意義到底何在呢？譚木聲在《巫蠱亂長安》一書中給出了確切的答案：我們問“天子后悔了嗎”，其實問的是武帝晚年是否存在大政方針的徹底轉(zhuǎn)向。對于讀者來說，這就豁然開朗了：皇帝不會認錯，更不會否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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