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話》一書沒有一句批評主義和組織,但其強烈的“自我譴責”卻渲染出內部斗爭失敗者的悲沉意緒。他沒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爭,但堅決不作烈士狀,對自己是否為叛徒不無猶豫的語氣,確實暗示了對斗爭哲學的深刻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