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來讀書：?？偙蟆秲蓾h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一、思維導圖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馬拉雅的朋友，你好！歡迎收聽“冬梅講國史”，我們繼續(xù)一起來讀書，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導師?？偙笙壬摹秲蓾h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初版， 1998年重?。?/p>

我說過，“冬梅講國史”是我的中國古代史讀書筆記，每一期的內容文字版一般是三千六百字左右，我需要閱讀至少三十倍文字量的相關研究成果，把它們迅速吸收，處理成用聲音便能傳遞的知識。在這個閱讀過程中，我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發(fā)現(xiàn)，那就是：中文的中國古代史研究論著，最近這十多年的作品，常常有篇幅巨大、看上去搖曳多姿的“絮狀物”——用詞講究，透露出理論血統(tǒng)的高貴；引文豐富，顯示出資料庫使用功力之老道；論證曲折，一詠三嘆，展現(xiàn)了文字操控能力的高超——然而，使勁一捏，一點真東西、新東西都沒有，或者有一點也不多，讓人失望之極。

而上個世紀八十、九十年代的作品，雖然篇幅通常都不會太長，但基本上一定是有“干貨”的，這個“干貨”就是“創(chuàng)見”，基于史料的“創(chuàng)見”——這個時期的作品，論述可以不夠致密，對史料的處理可以不夠精細，但一定是觀點明確、線索清楚的。其中的優(yōu)秀作品，直擊傳統(tǒng)時期政治發(fā)展中的核心重大問題，所有論述均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礎上，考證嚴謹扎實，結論簡潔有力，不漫引古代經典，不追趨西方理論，論從史出，邏輯清晰，文字干凈，態(tài)度就如同平常講課，娓娓道來。比如祝先生的這一本《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我今日讀來，如同再次回到文史樓的教室，我又坐在第一排，全神貫注地聽講記筆記……

這本書的學術貢獻主要有四點，下面我們就一點一點來說說。

本書的學術貢獻第一點是首次正面定義了“宰相”，從而使得“宰相制度”成為一個有著清晰邊界、可以進行嚴肅學術討論的現(xiàn)代史學議題。在祝先生之前，宰相是一個人人都“大概其”知道，但從來沒有誰加以定義的概念。中國第一部制度通史《通典》的作者、唐代的政治家杜佑甚至這樣說“自魏晉以來，宰相…無有常官”，愛誰誰了，怎么可能呢？正史職官志提到宰相的時候，通常會說它是“佐天子而理大政”的，再具體的職任規(guī)定，沒有了。而祝先生則明確提出，宰相必須用時擁有議政權和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這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

祝先生引用《后漢書·陳忠傳》的記載，說“議政權”就是“入則參對而議政事”，按制度享有進宮謁見皇帝，共議國家大事的權力；而“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則是“出則監(jiān)督而董是非”，也就是說“經過皇帝與宰相商議，形成決定之后，還得由宰相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這里包括百官執(zhí)行后的考課，以及由此奏行的黜陟、賞罰等?！保?）祝先生的宰相定義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同，我講宰相制度，也是按照這個標準來講的。正是按照這個標準，我們認為，明清兩代是沒有宰相的。因為內閣和軍機處自始至終都沒有穩(wěn)定地獲得“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只有“議政權”。

本書的學術貢獻第二點是根據 “宰相”的定義明確指出，兩漢的宰相 “始終是三公”，魏晉南北朝的宰相 “始終是尚書令、仆射或錄尚書事” （6頁）。這是全書的核心內容，恰恰是不便展開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讀。

本書的學術貢獻第三點是論述了皇帝身邊的秘書咨詢機構發(fā)展壯大，逐步轉化（364）成新宰相機構取代舊宰相機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斷進行的，漢代的尚書，本來設于宮城之中，接受皇帝的咨詢，參與議政，到魏晉南北朝，便演變成為宰相，取代了原來的宰相——三公。這是秘書咨詢機構第一次取代宰相。尚書取代三公之后，皇帝身邊又出現(xiàn)了新的秘書咨詢機構，這就是門下和中書，“到隋唐，門下、中書長官也演變成為宰相，只不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是取代尚書省，而是‘并相’。”（364）

這是秘書咨詢機構第二次取代宰相。本書的研究時段到這里就結束了，但是秘書咨詢機構升級，宰相換代的過程仍在繼續(xù)。唐五代新出現(xiàn)的兩套秘書咨詢機構，一套是翰林院，一套是樞密院。

翰林院以起草文書為主，實用性較強，因而在入宋之后繼續(xù)保留了秘書咨詢的功能；樞密院參掌機務，是五代皇帝賴以處理軍機要務的主要幫手，入宋之后演變成為外朝軍政首長，與原有的宰相機構——中書對掌文武大政，中書和樞密院合稱 “二府”，形成了按文武事務分工的新型的宰相機構群。那么，我們應當怎樣理解這種皇帝身邊的秘書咨詢機構升級成為新的宰相機構，也就是宰相機構不斷“迭代”的歷史現(xiàn)象？或者說，宰相機構“迭代”的背后動力究竟是什么？

傳統(tǒng)的解釋，“一般都把宰相制度變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君主與宰相的權力之爭，即（認為）君主感到相權發(fā)展過重，‘威脅’自己，于是有意采取措施，削奪相權，從而導致了一系列制度的變化”（13）。隱藏在這種解釋背后的，是片面強調對立沖突的歷史觀，它傾向于把君和相看做是利益沖突、信任缺乏、恒處于權力競爭之中的一對。這種歷史觀基本上主宰了我們的歷史書寫，也高度影響了受此歷史書寫教育的我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它讓我們在觀察一對關系的時候，很容易看到對立的一面，看不到或者說很少看到關系中的雙方互相依存、利益與共、和諧共生的一面。而祝先生認為，這種片面強調君相對立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某些歷史事實，但恐（怕很）難說反映了宰相制度變化發(fā)展的本質?！保?3）

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祝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宰相制度發(fā)展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在新形勢下更有效地進行統(tǒng)治。在這發(fā)展、變化過程中，君主、宰相的協(xié)調、統(tǒng)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權力之爭確可導致某些變化，但歸根結蒂，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個統(tǒng)治作為標準來衡量，決定堅持、調整或廢除（既有的宰相制度）。（17）”相對于傳統(tǒng)的“君相矛盾對立說”，祝先生的解釋更強調君相配合謀求有效統(tǒng)治的一面，可以稱為“君相協(xié)調合作說”。“君相協(xié)調合作說”抓住了君相關系的本質，提供了認識君相關系和宰相制度發(fā)展動力的新視角，也提供了一種更為符合真實的溫和而理性的歷史觀。這是祝先生這本書的第四個學術貢獻。

這種歷史觀的調轉，對我來說，比具體知識更重要。祝先生這本書，是從他老人家所講授的“兩漢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中有關宰相制度的部分整理擴充而來的（367），我應該是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課（可能有錯，年代久遠，實在記不清了）上初次聽到這些觀點的，一下子就被打懵了——原來君主和宰相之間關系的主調竟然是協(xié)調統(tǒng)一的！這怎么可以呢？跟我們以前學的都不一樣??！但仔細想一想，好像這才是事情應有的真實面貌啊——保障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wěn)定和統(tǒng)治機器的運行平穩(wěn)，是包括帝制國家在內的任何正常國家的要求。

倘若國家機器之中，兩個最高級別的權力主體——皇帝和宰相之間關系的常態(tài)竟然是相互沖突斗爭的，那這個國家怎么可能平穩(wěn)運行得下去呢？！按照帝制國家的制度安排，皇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平衡各方利益，對一切政事做出最后決斷；而帝位世襲，選擇余地極小，因此，絕大多數(shù)的皇帝都是中才、下才。這樣一來，宰相的設置就成為必須的。宰相通過“尚賢使能”的選拔制度產生，是資深政治家。宰相的存在可以“彌補、調劑、平衡”君主世襲的缺陷，“從而保證整個統(tǒng)治的質量和效率?！保?4）

所以，皇帝需要宰相的配合。而宰相作為皇帝的臣子、國家的官員、能力超出一般的人才，有幸獲此高位，佐天子而理大政，當然也希望配合皇帝實現(xiàn)治國安邦的目標。而歷史上的絕大多數(shù)宰相都是積極輔佐皇帝的，盡管有的能力有所不逮、有的（跟皇帝一起）走錯了方向，但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皇帝與宰相關系的基本面是協(xié)調一致、相互配合的。既然如此，皇帝又不斷提高自己身邊的秘書咨詢機構的作用，并且最終造成了秘書咨詢機構升級取代舊宰相成為新宰相，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細節(jié)，才能見得真實。這是祝先生教會我的、屬于歷史學的解題思路。比如說，祝先生指出“曹魏初年設立中書省，（作為皇帝的秘書咨詢機構，）就是因為當時三國鼎立，戰(zhàn)爭不斷，各地（特別是邊地）統(tǒng)治不很穩(wěn)定，形勢迫使皇帝‘政自己出’，要對某些重大政事迅速作出決定。（16）” 曹操雄才大略，做決定是沒有問題的，秘書只負責起草文書就可以了。但是曹操的兒子和孫子——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就做不到了，而且他們也沒有曹操那么勤快，所以常常會拿不定主意，需要求助于身邊人，中書的作用就從單純起草文書的秘書開始向提供咨詢謀議發(fā)展，權力不斷伸張。簡單的說， “皇帝‘政自己出’而又力不勝任，正是中書監(jiān)、令（中書機構的長官）權力得以膨脹的最基本原因。”（319）

祝先生的書里，常常有很多非常樸實的道理，比如中書的來源是漢武帝時期的中尚書，顧名思義，用中人（也就是宦官）來充當尚書往來奏事。漢武帝為什么要用宦官奏事呢？因為漢武帝的活動范圍更多地轉到了后妃居住的“后宮區(qū)域”，這個區(qū)域，雖然在當時也有士人出入，但是用宦官更方便。而武帝雄才大略，宦官不敢弄權，只能老老實實地跑腿傳信。這樣的論述非常平實，就是大白話，人之常情，可是像這樣的常識性的東西，在現(xiàn)在的學術性文字中卻變得越來越稀罕了。如果我們真的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那么我希望這個新時代是一個回歸常識、回歸人性的時代。

這就是我們的最后一次讀書課，我把它獻給了我的導師祝先生。老師在臺上，學生在臺下。學生仰望、愛戴老師，是很正常的情況。同樣正常的，是當學生越來越見多識廣，便會發(fā)現(xiàn)老師的瑕疵，一點一點地積攢失望，慢慢的，可能會瞧不起老師；再慢慢的，當學生走向真正的成熟，他會認識到老師也不過是普通人，原諒并理解老師曾經的錯誤，同時又因為師生之誼保持基本的禮貌，倘若雙方運氣都好，可以成為朋友。我的運氣很好，能夠擁有祝先生這樣，終生可以視為榜樣的老師。祝先生真正做到了“重學問，淡名利”，他老人家是我在這個混濁的世界里追求學術生活的重要動力。明年老先生就九十歲了，還能思考能表達，這真好，祝老人家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