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上，毛遠新在中南海住地看電視時被宣布“隔離審查”，準確來說，當時黨中央對他采取的措施為“保護審查”。
與此同時，十年動蕩結束之際，時任沈陽軍區(qū)副司令員孫玉國成為被清查對象，1977年7月，他被正式停職審查，10月5日，軍區(qū)副司令職務被免除。
相對于“四人幫”主要頭目，毛遠新和孫玉國并不算顯眼，又為何會在毛主席去世不久后遭到審查呢？
就在“四人幫”被隔離審查的前幾天，毛遠新和孫玉國的一次“合作”恰恰暴露了他們的狼子野心。
10月2日，毛遠新不經批準便私自給沈陽軍區(qū)打電話，要孫玉國將一個裝甲師調到北京，沈陽軍區(qū)的相關負責人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并報告葉劍英，一場風波才算得以平息，可這件事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么簡單。
先來看身為毛主席侄子的毛遠新，從弟弟毛澤民被害后，毛主席就對這個侄子有著極為特殊的情感，有如慈父般的毛主席一直照拂著毛遠新長大成人。
十年動蕩開始后，毛遠新在哈軍工率先組織“紅色造反團”，之后迅速竄升為文革風云人物。
1968年，年僅27歲就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成為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沈陽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
之后發(fā)生的事情就不言自明了，政治資本越積越多之際，他深得毛主席信任以外，還在1975年初毛主席身體惡化之際成為發(fā)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
至于孫玉國，雖沒有毛遠新那般顯赫的政治、家族背景，卻憑借珍寶島保衛(wèi)戰(zhàn)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高級將領。
1974年，孫玉國被提拔為沈陽軍區(qū)副司令員，此時的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與那群宵小之徒捆綁在一起。
3月至7月，孫玉國來到黨中央參加第三期讀書班，在讀書班辦公室的安排以及王洪文的批準下，他帶領學員來到總參謀部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當時的孫玉國多次去總參“放火燒荒”，煽動揭蓋子，還曾在作戰(zhàn)部黨委擴大會議上公開叫囂。
“充分發(fā)動群眾，全面揭發(fā)問題，把蓋子揭開，不搞清楚交代不了！”
諸如此類的瘋狂舉動，一直持續(xù)到“四人幫”被粉碎。
了解了兩個人的一路發(fā)跡史，他們走上“人生巔峰”都是在成為沈陽軍區(qū)重要領導人后開始的，這一點就注定兩人當年有著很頻繁的來往。
還有就是，前面提到孫玉國大鬧總參之際，毛遠新與江青一伙人緊密配合，將暗算矛頭直指周總理，還在遼寧搞了個“哈爾套趕大集”，以此頌揚文革。
由此可見，毛遠新因為背景特殊的緣故成為“四人幫”篡黨奪權路上最重要的“合伙人”，而孫玉國憑借軍區(qū)職務也得以成為“四人幫”的重要黨羽，畢竟，了解那段歷史的人們都知道，“四人幫”當年最無從下手的就是軍隊，而孫玉國的支持對他們而言無疑是極為有意義的。
拋開“四人幫”的暗中挑唆，在十年動蕩的大背景下，毛遠新渴望成為政壇新貴的野心昭然若揭，更別提他一直背負著毛主席的殷切期許，想要培植自己的勢力，孫玉國也自然會進入他的視野。
所以說，兩個人的命運被裹挾在了一起絕非偶然，如此一來，開篇提到的那件事就很好解釋了。
毛主席病逝后，“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行徑變得日漸瘋狂，江青一度想要將毛遠新留在北京，可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堅持他回到遼寧工作的意見，這也意味著毛遠新政治生涯迎來下坡路。
凡此種種歸結到一起，為了保住自己苦心“打拼”來的政治地位，毛遠新自然要與“四人幫”做最后的掙扎，孫玉國也自然要加以利用。
好在，一切瘋狂都在1976年10月6日那晚迎來終結，毛遠新和孫玉國雖先后遭到審查，也都在后來迷途知返，迎來全新的人生。
毛遠新在1993年10月刑滿后，來到上海汽車工業(yè)質量檢測研究所工作，憑借自身努力成為單位的技術骨干，他也得以因此過上了平淡也安穩(wěn)的生活。
孫玉國被停職審查后于1982年轉業(yè)，之后的他憑借自身努力在地方工作得風生水起，大力推動地方經濟的同時，也得以過上恬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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