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瓊斯是一位富有的倫敦酒商、博物學家、學者，據(jù)說他“退隱到切爾西”，居住在莊園街10號。根據(jù)托馬斯·福克納出版于1829年的關(guān)于切爾西的著作，瓊斯“學識和技藝都屬于最卓越的那一檔；他精通希伯來語和希臘語，并且文采斐然，能夠創(chuàng)作詩歌。但原則上，他還是應(yīng)當被視為一名博物學家，而上述這些優(yōu)點也正是博物學家的品格”。雖然涉獵廣泛，但瓊斯最關(guān)注的還是昆蟲學，尤其是蝴蝶。在倫敦林奈學會成立僅僅三年后的1791年11月15日，他就被推選為會員。1818年7月8日，已故的瓊斯被葬于切爾西的圣盧克公墓。
威廉·瓊斯的遺囑寫于1816年7月24日，公證于1818年7月21日，上面顯示他已婚，但他未提及名字的“愛妻”當時已經(jīng)去世了。遺囑的第一順位繼承人是表親約翰·道特里·德魯伊特，看來瓊斯夫婦并沒有子女。遺囑還表明，約翰是威廉的外祖父――薩塞克斯郡佩特沃思的約翰·道特里的兄弟約翰·道特里的后代。
根據(jù)遺囑中的種種此類線索，我們足以確定，瓊斯的父母是老威廉·瓊斯和瑪麗·道特里，兩人于1734年5月在佩特沃思郊外的一座小村莊蒂靈頓結(jié)婚。他們的長子瓊斯于次年4月在佩特沃思受洗。這些信息證實瓊斯終年83歲，正如?？思{1829年的記述，以及他在同時期的倫敦報紙中同樣提及的。遺囑還披露，瓊斯身后留下了超過5000英鎊的遺產(chǎn)和南安伯夏的田畝作為遺贈，這些都表明，瓊斯終生都很富有。
瓊斯于1779年7月14日在多塞特郡的費夫海德瑪格達倫與薩拉·奧爾德頓成婚。幾乎可以確定的是，薩拉與瓊斯自幼相識――她同樣來自佩特沃思地區(qū)，1734年12月30日在蒂靈頓受洗。兩人簽署的手寫結(jié)婚記錄表明，瓊斯當時是倫敦市居民。這說明瓊斯“退隱到切爾西”的時間最早可能是1780年左右――當時他大約45歲。
瓊斯作為博物學家活躍的時期，正是人類迅速擴大全球探索范圍的非凡時期。就說他在倫敦的人脈當中的一位吧――約瑟夫·班克斯。關(guān)于他們何時相識并無記載，但瓊斯第一次與他接觸幾乎可以確定是在1768年――班克斯乘坐皇家海軍“尼日爾”號遠赴紐芬蘭和拉布拉多地區(qū)歸來后的翌年，這場航行確立了班克斯英國科考帶頭人的地位，而僅僅幾個月后，他與詹姆斯·庫克船長那場史詩般的“奮進”號之旅就要開始了。
作為一個科學博物學家，瓊斯遠遠領(lǐng)先于他所處的時代
18世紀中葉，隨著全球貿(mào)易的步伐加快，博物學標本如雪崩般涌入歐洲。這促進了有組織的科學探索活動的快速增長。人們對植物學的熱情尤為高漲，因為新作物和其他自然產(chǎn)品能夠帶來巨大的利潤――這同時也引發(fā)了殖民主義國家之間的經(jīng)濟對抗。在這一時期，人們意識到地球上絕大多數(shù)生物都是某個特定區(qū)域所特有的，因此，在對未知物種的探索過程中，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吸引著人們的目光。受這一風潮的影響，富裕階層喜愛的“珍奇柜”升級成了更迎合科學時代的東西――用于系統(tǒng)性研究的專項收藏。
博物學的各個分支中，最符合這一需求的莫過于昆蟲學。因此，盡管班克斯等探險家的聲名越發(fā)顯赫，但對瓊斯的蝴蝶事業(yè)來說，最重要的人脈大多是收藏家，他們收集他人從世界各地帶回來的標本，積攢起專業(yè)的私人收藏。標本成為商品，被交易，被買賣，價格往往很高。這一時期鮮少有人將此類私人收藏遺贈給公共博物館：一位收藏者去世后，其藏品往往會被分成很多份，拿去拍賣，被其他收藏者搶購一空。
瓊斯與倫敦的頂級收藏家關(guān)系緊密，包括德魯·德魯里、詹姆斯·愛德華·史密斯、約翰·萊瑟姆、約翰·弗朗西倫和威廉·亨特。其中一些同時也是標本經(jīng)紀人，比如德魯里，其聞名的事跡是經(jīng)手并分散出售了“捕蠅手”亨利·斯米思曼龐大的西非植物和昆蟲收藏。當時藏品最豐富的收藏家可能是波特蘭公爵夫人瑪格麗特·卡文迪什·本廷克，她住在距離倫敦市中心大約20英里的布爾斯特羅德府邸。1786年，她那些以博物學藏品為主的收藏被分成4000小份，拍賣了38天，據(jù)說加起來賣了10965英鎊10先令6便士――相當于今天的150多萬英鎊。
很多收藏家并不僅僅是單純的囤積者。德魯里基于自己的收藏，加上摩西·哈里斯手工上色的圖版，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關(guān)于昆蟲的杰作――《博物學圖譜》。史密斯則與美國畫家兼博物學家約翰·阿博特緊密合作，出版了《佐治亞州珍稀鱗翅目昆蟲自然史》。這本書曾受益于瓊斯給出的專業(yè)意見，并被認為是18世紀昆蟲學的代表作。
雖然瓊斯的海外鱗翅目標本肯定是購買、受贈或者交換得來的，但他的英國本土藏品，尤其是那本關(guān)于英國鱗翅目昆蟲的筆記，卻十分與眾不同。只要加以出版，他便極有可能成為生態(tài)學的先驅(qū)，與吉爾伯特·懷特比肩。尤其是筆記中大量的“生物學特性表”，系統(tǒng)地展現(xiàn)了他在英國鱗翅目昆蟲生活史方面的學識，其中大部分內(nèi)容都取自他本人的觀察。筆記所總結(jié)的信息涉及幼蟲及其寄主植物的自然特性、它們在一年中取食的時間、化蛹的時間和場所、每年的世代數(shù)，以及它們的越冬蟲態(tài)。直到幾十年后，這類關(guān)于鱗翅目昆蟲的信息才廣泛地以可比較的列表形式出現(xiàn)在昆蟲學文獻中。作為一個科學博物學家，瓊斯遠遠領(lǐng)先于他所處的時代。
英國好幾種有名的蝴蝶都與瓊斯有關(guān)
雖然《瓊斯圖譜》中多數(shù)插畫是照著倫敦其他博物學者收藏的標本畫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畫的是瓊斯個人的來自海外的藏品。和眾多對世界各地的蝴蝶產(chǎn)生興趣的英國昆蟲學家一樣，瓊斯是從采集自家附近，也就是倫敦周邊，可能還有故鄉(xiāng)薩塞克斯郡的蝴蝶開始入門的。他的英國鱗翅目昆蟲筆記最早可以追溯到1770年。
威廉·瓊斯收藏的英國蝴蝶和蛾類標本在牛津和詹姆斯·愛德華·史密斯成立的倫敦林奈學會保存至今。這些材料可能是由瓊斯直接送給史密斯，也可能是經(jīng)牧師塞繆爾·古迪納夫博士之手，輾轉(zhuǎn)來到林奈學會的。在1787年8月13日給史密斯的一封信中，古迪納夫?qū)懙溃骸拔业臉吮竟褚b滿了。瓊斯正在給我干活。他說，這個季度結(jié)束前，希望能給我找來200件鱗翅目標本?！?/p>
很明顯，瓊斯能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得到英國的珍稀蝶蛾。他在其中一本筆記中記錄著，自己在莊園街10號飼養(yǎng)Heliothis delphinii，這種蛾子在1795年6月22日羽化了。雖然玫紅夜蛾在英國有幾份早期記錄，但這種美麗的蛾子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英國區(qū)域性滅絕了。有人懷疑它是否真的曾經(jīng)出現(xiàn)在英國――提出如此疑問的人似乎并不知道，瓊斯親手養(yǎng)出來的那件標本如今就在牛津。
英國好幾種有名的蝴蝶都與瓊斯有關(guān)。英國的橙灰蝶Lycaena dispar在1803年由阿德里安·哈迪·霍沃思基于自己和其他人采集的標本，描述并命名為Papilio dispar，此人將瓊斯視為自己的昆蟲學導師。牛津有一對橙灰蝶標本，是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魯伊特從瓊斯的收藏中拿出來捐贈的。這些標本可能是如今已經(jīng)滅絕的橙灰蝶英國種群最古老的材料，但卻來源不明。
瓊斯為這個物種所繪的畫作出現(xiàn)在第VI卷圖版LVI，錯誤地標名為Papilio hippothoe，參照的是德魯里收藏的標本。這些標本可能來自1786年出售的亨利·西摩的藏品。西摩1776年從劍橋郡收集到這種蝴蝶，兩年后又收集到一些英國的標本，同樣鑒定錯了。瓊斯可能是通過這個途徑得到這些材料――直接得到，或是在德魯里的收藏1805年被出售時購入。
另一種極為有趣的英國蝴蝶，出現(xiàn)在第VI卷圖版LXIII，標注為Artaxerxes。這種蝴蝶在1793年被法布里丘斯命名為Hesperia rurales artaxerxes，引用了瓊斯的圖以及他的收藏，將它的來源記為“Anglia”。如今，英國分布的白斑愛灰蝶Aricia artaxerxes被認定為兩個亞種――一個分布在蘇格蘭，另一個則分布在英格蘭北部的局部地區(qū)。有人表示，瓊斯收藏中的模式標本來自愛丁堡的亞瑟王座，由“一位名叫瓊斯的收藏者”采得。但據(jù)我們所知，威廉·瓊斯從未去過愛丁堡，雖然他那位以助人建立收藏而聞名的朋友兼合作伙伴法布里丘斯曾在1767年到過那里，隨后又騎馬去了倫敦。原始材料如今可能已經(jīng)遺失了。
瓊斯所畫的另外兩種值得關(guān)注的蝴蝶是霾灰蝶Phengaris arion和斑貉灰蝶Lycaena virgaureae。這些蝴蝶，再加上橙灰蝶和白斑愛灰蝶等，同樣出現(xiàn)在另一位切爾西居民伊麗莎白·德尼爾的英國鱗翅目昆蟲繪畫集中，她于1800年在瓊斯的指導下創(chuàng)作了這些繪畫。這本裝訂起來的畫冊題為“倫敦周邊采集之鱗翅類昆蟲寫生畫集”，題記“據(jù)切爾西紳士威廉·瓊斯標本柜中的昆蟲所畫――采集自倫敦周邊幾英里范圍內(nèi)，為大不列癲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全部蝴蝶”，保存在大英圖書館里。這份了不起的工作給出了獨立的證據(jù)，證實瓊斯收藏中的很多英國蝴蝶在18世紀末之前的確分布在這里。
活躍于倫敦昆蟲學家圈子的瓊斯
博物學如今已經(jīng)通過一種國家權(quán)威，成為這個時代最受歡迎的研究。
――佚名，1763年，《時政評論》
瓊斯現(xiàn)身倫敦的最早記載，是他在1768年被明確地引薦給偉大的丹麥昆蟲學家法布里丘斯。約翰·C.法布里丘斯在《瓊斯圖譜》的成書歷史和確立其重要意義的過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他被父母“以開明和自由的精神”教育長大，從小便對博物學著迷，尤其喜歡植物和昆蟲。1762年，父親安排他前往瑞典烏普薩拉，在那里跟隨林奈學習了兩年。
作為林奈最杰出的學生之一，法布里丘斯成為18世紀地位最重要、成果最豐碩的系統(tǒng)昆蟲學家。20歲時，法布里丘斯前往德國，隨后又造訪荷蘭和蘇格蘭，從此開啟了他環(huán)游歐洲、與其他博物學家會面并研究其收藏的多次旅行。在1767年秋天離開愛丁堡之后，他花了近三個月，騎著馬一路游歷，來到倫敦。瓊斯后來形容法布里丘斯是“一個很難讓人不喜歡的人，他開放、自由、平易近人、率真自然”。到達倫敦后，法布里丘斯很快就和林奈的另一位出師弟子――瑞典博物學家丹尼爾·索蘭德結(jié)下親密的友誼，后者此時已經(jīng)成為大英博物館的文獻館員。
已經(jīng)立身于倫敦知識分子圈的索蘭德將法布里丘斯引薦給科學界的一些頂尖人物，尤其是那些對博物學和昆蟲學有興趣的人。這個精英團體中有約瑟夫·班克斯，有斯特蘭德大街上的銀匠兼收藏家德魯·德魯里，還有杰出的昆蟲插畫家、版畫家摩西·哈里斯。我們并不確定33歲的瓊斯當時融入科學博物學圈的程度有多深，但顯而易見的是，隨著這個團體的成長，他成為其中的重要一員。因此，他又結(jié)識了其他頂級博物學家或收藏家，比如珠寶商約翰·弗朗西倫、醫(yī)生約翰·亨特和威廉·亨特，還有詹姆斯·愛德華·史密斯。比瓊斯小24歲的史密斯，未來將成為林奈學會的主要推動者和創(chuàng)始人。
瓊斯與倫敦昆蟲學家們的交往并不總是愉快的。18世紀40年代，兩位老一輩鱗翅學家中的佼佼者――本杰明·威爾克斯和約瑟夫·丹德里奇正和其他一小群人共同活躍于蝶蛾學會――這個團體得于某些蝴蝶金光閃閃的蛹殼。摩西·哈里斯于1742年入會，可是不到5年，一場火災(zāi)燒毀了他們集會的場所，所有的收藏和記錄毀于一旦，一切以悲劇收場。1762年，哈里斯和德魯里一起重建了蝶蛾學會――至少還是當年的名字，而瓊斯幾乎確定也加入了學會。然而，這個新團體卻被內(nèi)部緊張的關(guān)系搞得四分五裂，僅僅4年后就解散了。
接下來，1780年，倫敦昆蟲學會成立，德魯里擔任主席，瓊斯擔任干事，但分歧又一次成為主旋律，這個社團于1782年崩潰了，比蝶蛾學會更短命。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這些糟糕的經(jīng)歷導致脾氣溫和的瓊斯在1786年9月20日的一封信中，給史密斯組建全新學會的想法潑了一盆冷水：
我參加過形形色色的學會，真是煩透頂，意難平……很抱歉地說，這幫聰明人之間相互鄙薄的風氣太重了，以后還是躲著點吧。簡而言之，我最怕這種爭吵不休的地方。
很明顯，史密斯無視了這條建議，而瓊斯也繼續(xù)活躍于倫敦昆蟲學家圈子，他的專業(yè)造詣廣受贊譽，有口皆碑。1788年，林奈學會成立，瓊斯也在三年后加入，成為終身會員。學者們之間爭論的主要導火索之一可能是同時期正在影響博物學的一場科學革命，也就是林奈本人。林奈通過邏輯劃分來進行生物分類的方法并非廣受擁戴。要推翻像大名鼎鼎的約翰·雷這樣的本土系統(tǒng)分類學家倡導的更加“順其自然”的方法，轉(zhuǎn)而支持一種從國外傳入的思想，這很可能激起民族主義情緒。再加上人們對于改變的習慣性抗拒，以及在面對林奈基于雄蕊和雌蕊的數(shù)量與排列方式進行植物分類的“性征系統(tǒng)”時，甚至還故作正經(jīng)，裝出一副“談性色變”的樣子，為人們拒絕林奈分類法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在鼓勵人們接受林奈分類法的英國先行者中，有植物學家本杰明·斯蒂林弗利特和理查德·普爾特尼，雖然普爾特尼那本被認為極具影響力的《林奈作品通評》要到1781年才印刷面世。緊隨倫敦昆蟲學會之后，博物學促進協(xié)會成立了――又一個無甚建樹的團體，里面有幾位反對林奈方法的學者。而此時的瓊斯，已經(jīng)開始根據(jù)林奈1767年的分類系統(tǒng)組織內(nèi)容，著手編撰《瓊斯圖譜》了。
《瓊斯圖譜》的靈感來源：倫敦博物圈天南地北的收藏
瓊斯沿襲啟蒙時代英國昆蟲學家的傳統(tǒng)，注重于繪制出類拔萃的鱗翅目昆蟲圖像。這個“流派”可能由托馬斯·彭尼開創(chuàng)，經(jīng)約瑟夫·丹德里奇、埃利埃澤·阿爾賓、本杰明·威爾克斯、亨利·西摩、摩西·哈里斯、威廉·盧因等杰出人物之手傳承而來。哈里斯常居倫敦，他不僅有知名著作《蛹者錄：昆蟲自然史》，還為德魯里繪制插畫，瓊斯想必很熟悉他的作品。哈里斯同時也因色彩原理和調(diào)色方面的研究而聞名，幾乎可以肯定瓊斯曾直接跟隨哈里斯學習或精進繪畫技巧，同時也研習了這一流派最優(yōu)秀的那些作品。在《切爾西藥用植物園羅曼史》中，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魯伊特這樣記述：
瓊斯住在藥用植物園附近，他精確地描繪了當時英國收藏家手中幾乎所有的蝴蝶種類，編成了厚厚的六卷書；瓊斯使用不透明顏料作畫，這些顏料至今仍未褪色。筆者手中還留有他用過一半的水彩顏料塊，上面蓋有中文印章，表明顏料來自中國。
顯然，瓊斯用的是市面上最優(yōu)質(zhì)的畫材。根據(jù)福克納的說法，他的油畫技巧同樣精湛。福克納還特別強調(diào)了瓊斯的學術(shù)素養(yǎng)，包括他在希伯來語和希臘語方面的知識。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的瓊斯檔案也證明了他博學多才，其中有關(guān)于希伯來語的文章、對古代手稿的注解，以及大量關(guān)于經(jīng)文、詩篇、民間傳說和歷史的筆記。然而，瓊斯的作品中并未正式提及英國這些偉大的昆蟲畫家中的任何一個。
《瓊斯圖譜》的信息和靈感似乎更像是來自倫敦博物圈天南地北的收藏――其中以德魯里、班克斯、弗朗西倫、史密斯、亨特和萊瑟姆的收藏最為顯要，以及卡爾·A.克萊克、歐根紐斯·J.C.埃斯佩爾、卡爾·古斯塔夫·雅布隆斯基和奧古斯特·克諾赫等歐洲大陸鱗翅學家出版的圖書。在歐洲大陸的鱗翅學家中，對瓊斯而言最重要的一定是荷蘭商人、礦物學家兼動物學家彼得·克拉默?？死谧约阂约昂芏嗪商m博物學家，尤其是科內(nèi)利斯·范倫內(nèi)普的收藏，出版了四卷巨作《海外蝴蝶》，其第一卷問世于1775年。
林奈和法布里丘斯的大部分昆蟲學著作完全依賴文字描述，與之相反，克拉默的作品中每個物種都配有精美的插圖。瓊斯可能是受到克拉默的啟發(fā)，從而決定為倫敦知名收藏家的標本柜中保存的所有蝴蝶留下影像記錄，不論這些物種是產(chǎn)自英國本土還是海外地區(qū)。瓊斯顯然不滿足于僅參考他人的文字記載――他要親眼觀察不同種類的蝴蝶實物，越多越好，然后在畫紙上如實地再現(xiàn)它們的形態(tài)。
1780年左右，剛結(jié)婚不久的瓊斯搬到了莊園街10號，當時的切爾西還是泰晤士河畔的一個村莊。瓊斯的目標當然是享受全新的退休生活，并發(fā)展自己的學術(shù)愛好?！董偹箞D譜》內(nèi)頁和封皮上出現(xiàn)的日期只有1783年、1784年和1785年三個年份，因此人們常常認為這些作品是在那幾年之內(nèi)完成的。1783年倒是有可能標志著這項工作的開始，但1785年絕不可能大功告成。因為有一些后期的畫作，比如第IV卷圖版LV上圖描繪的是1788年以前不可能獲得標本的種類。此外，第VII卷的最后一頁明確參考了著名的奧地利鱗翅學家雅各布·許布納出版的作品中的一幅圖，而這幅圖在1800年以前都不可能見于倫敦。法布里丘斯可能在1768年第一次造訪倫敦期間結(jié)識了瓊斯，在他的自傳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寫講述了這段經(jīng)歷：
索蘭德博士……促成了我與我們這個領(lǐng)域中所有飽學之士的相識和串聯(lián)，有班克斯、兩位亨特、福代斯、李、德魯里、安·蒙森女士、伊頓、福瑟吉爾、韋布、埃利斯、彭南特、格雷維爾等等，他們的住所、藏書樓和標本收藏很快就對我開放了。
這里沒有專門提到瓊斯――雖然他有可能被列入了“等等”，而法布里丘斯在1775―1787年出版的最早的四部昆蟲學巨著中也沒有提及瓊斯的名字。雖然法布里丘斯確實在1787年夏末與瓊斯共度了一段很重要的時光，但直到1793年，他才在自己第五部關(guān)于昆蟲的主要著作――《系統(tǒng)昆蟲學》的第三卷中直接提到瓊斯和《瓊斯圖譜》，并且在大量關(guān)于蝴蝶的記載中頻繁提及，貫穿始終。
然而，在法布里丘斯來訪時，《瓊斯圖譜》中的大部分畫作可能已經(jīng)完成了。1787年8月，在給身處巴黎的史密斯的一封信中，瓊斯寫道：法布里丘斯正在倫敦，他很想見你，但等你回來他肯定已經(jīng)走了。他正在一幅幅地檢查我的畫，進行修改和訂正，然后加到他手頭正在寫的一本“拾遺”里面去；不過他待在這兒的時間有限，我的東西又太多，他看不完。瓊斯提到的“拾遺”是指法布里丘斯1793年出版的《系統(tǒng)昆蟲學》，而不是1787年的《昆蟲學拾遺》。
顯然，瓊斯在搬到切爾西之前已經(jīng)打入倫敦博物學精英圈，而《瓊斯圖譜》在1787年已經(jīng)基本完成但尚未收工。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魯伊特在同樣保存于牛津大學的一份1871年的手稿中寫道：“整個工作據(jù)說花了30年?！比绻搜圆惶?，那么1780―1810年，瓊斯45―75歲的這段時間很可能是目前對《瓊斯圖譜》創(chuàng)作期的最佳估測，盡管瓊斯很可能從1790年以后就很少再往手稿中增補內(nèi)容了。雖然《瓊斯圖譜》中出現(xiàn)的最早時間是1783年，也沒有直接證據(jù)表明瓊斯搬離倫敦市區(qū)移居切爾西的具體時間，但他參加命途多舛的倫敦昆蟲學會的經(jīng)歷讓我們有一定的理由相信，1780年就是瓊斯退休并開始創(chuàng)作《瓊斯圖譜》的時間。
威廉·瓊斯收藏的鱗翅目標本，還有畫作、信件、筆記本、草稿，以及相關(guān)的設(shè)備物品等，被德魯伊特家族保管了一百多年，先是從約翰傳給他的兒子羅伯特，之后又傳到了羅伯特的長子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魯伊特手中。弗雷德里克就讀于溫徹斯特公學和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1871年畢業(yè)，獲得自然科學學位。當時他正和時任牛津大學昆蟲學霍普教授的約翰·韋斯特伍德合作，首次嘗試出版《瓊斯圖譜》中的插圖。
在那之后，弗雷德里克成為一名成功的醫(yī)生，但早早退休，投身于博物學和其他學術(shù)追求。他在自己首次出版于1923年的《切爾西藥用植物園羅曼史》一書中提到了瓊斯。弗雷德里克本身就是一名出色的水彩畫家，在倫敦的英國皇家藝術(shù)學院辦過畫展。在1925―1938年為《瓊斯圖譜》所做的一系列推介中，弗雷德里克最終將手中威廉·瓊斯的遺產(chǎn)捐獻給了母校牛津大學。如今保存在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的圖書室和收藏館中的那份弗雷德里克的饋贈，也向我們展示了一份物證，證明瓊斯不僅僅是一位才華卓越的畫家，同時還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古典學者、優(yōu)秀的博物學家和見解獨到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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