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 僧相制度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下）

通俗西藏史（二百二十三）——僧相制度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下）

各位喜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來啦！

上期咱們講了赤德松贊執(zhí)政期間，吐蕃的政治版圖出現(xiàn)了一個變化。這就是僧人走進了權力核心圈，成了位列大相之上的僧相（缽闡布）。

之前的介紹里也提到了，赤德松贊繼位之初，吐蕃處于一場政治動亂之中，他是在佛教勢力的扶持下，才得以順利登上了贊普寶座。

因此，扶持佛教力量就是赤德松贊穩(wěn)定政局的一種必備手段。

但問題并不是這么簡單，僧相作為一個新加進來的政治力量，之前從未出現(xiàn)過。它跟固有的吐蕃官僚體系怎樣配合，就變成了一個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了。

這種狀態(tài)有點像我們在公司里上班，突然空降了一個領導過來。

這個領導的出現(xiàn)，必然會引起原有權力結構的變化。

對于我們打工人來說，都是養(yǎng)家糊口的，換個領導，也只能忍著。但吐蕃的情況可未必如此，僧相要面對的可不是打工人。

就拿噶迥寺盟誓文來說，僧相面對的大相就出自沒廬氏、琛氏、韋氏和朗氏。

沒廬氏、琛氏和韋氏，咱們之前已經反復提及了。

前兩個屬于吐蕃的四大尚族（外戚），長期與王室保持著姻親關系，另一個是吐蕃“論族”里的旗手。

只有朗氏，我們之前沒有提到過。

這個家族在吐蕃時期確實沒那么顯眼，但這個家族的后代子孫，在明朝時期可是艷陽烈日級別的存在。他們創(chuàng)建了的帕木竹巴政權，統(tǒng)治前后藏足足有二百六十多年。

這就是兩位僧相要面對的手下，他們該怎么平衡自己和貴族世家的關系呢？

說到這里，就要提一提沒廬氏和娘氏之間的關系了。

在史料里并沒有娘氏和沒廬氏結盟的記載，但一些散落其間的證據(jù)，可以看出兩個家族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1]

之前，我們曾經提到過，娘氏家族的大臣名悉臘作為金城公主的迎親使造訪過長安。這個使團的首領，就是沒廬氏的大臣尚贊咄熱拉金，有的學者認為，他就是吐蕃王太后沒廬·赤瑪倫的弟弟。

在唐蕃赤嶺議和期間，名悉臘又多次出訪長安，此時在大相位置上掌控全局的，恰恰又是沒廬氏的大臣沒廬·瓊桑。

之后，娘氏大臣被提拔為論相，操作此事的依舊是沒廬氏的大相，他罷免了蔡邦氏的大臣，提拔了娘·都孔。

也就是說，娘氏大臣三次獲得重用和提拔，都在沒廬氏的主政期間。這是不是意味著，兩個家族之間保持著比較親善的關系？

等到了赤松德贊時期，兩個家族的聯(lián)系就變的更加緊密了。

這種緊密的關系，來自于佛教。

說的更準確一點，是來自于佛教里的禪宗。

我們上期提到過，娘氏家族的娘·夏米是堅定的禪宗修行者，定埃增最開始也是跟著漢地僧人學習禪宗。

而沒廬氏也是一個傾向于漢地佛教的家族，赤松德贊的沒廬氏妃子就是摩訶衍的追隨者。最后，她帶著上百位吐蕃貴婦集體出家，形成了吐蕃歷史上的首個尼僧集團。

與這兩個家族相對，韋氏是印度佛教的堅定支持者。

所以，上期咱們講定埃增攆走拔賽囊的時候，我曾說過這件事的背后說不定還有吐蕃貴族之中的尚與論之爭。

那么單憑娘氏和沒廬氏關系好，僧相是不是就能擺平貴族集團呢？

當然是不行！

就算兩家的關系再好，您要是動了人家的餡餅，人家一樣會跟你急眼。

再說了，沒廬氏也沒那么大的權威。

他家就是再牛，也就是貴族集團的一部分而已，根本沒能力代表整個貴族集團。

想要保持僧相的超然地位，還得有其它的手段。

這種手段甚至都不來自于僧相本身，而是來自于吐蕃權力的最高層，來自于頂層設計。

學者們在仔細研究噶迥寺盟誓文書后發(fā)現(xiàn)，寫著名字的80位官員出自32個貴族家庭。

林冠群先生又再次細分了一下，把出現(xiàn)兩名官員的貴族家庭單獨統(tǒng)計。這種他認為比較有優(yōu)勢的貴族，一共有16家。

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家族構成了吐蕃官僚體系的基本盤，僧相所在的勃闌伽、娘氏，不過其中兩家而已，就算上沒廬氏，也不過只有三家。

這說明，僧相的出現(xiàn)不足以改變吐蕃官僚體系的基本盤。

另外在這份名單里，四大尚族和韋氏貢獻了34名官員，占比高達42.5%。其中，納囊氏和蔡邦氏各有6人，琛氏出了7位，沒廬氏雖然占據(jù)了首席大相，但其家族只出了6位官員。還沒有韋氏家族的人多，他們出了足足有9位官員。[3]

在吐蕃國內“尚”族與“論”族博弈的大背景下，韋氏是以一己之力單挑四大尚族。

這就是我說，韋氏家族是吐蕃“論”族旗手的原因。

再來看看那個貌似很風光的勃闌伽和娘氏，他們家族出了僧相，但在整體上卻只有兩人入列。

這些數(shù)據(jù)告訴我們，雖然僧相的出現(xiàn)代表著佛教勢力的崛起，但吐蕃官僚群體的內部，從大相、內相和外相，乃至各地的總督和將軍，這些職位仍然掌控在傳統(tǒng)貴族集團手中。

所以，僧相制度并沒有改變吐蕃官僚的構成，他們不可能憑自己的實力抗衡整個貴族集團。

這種情況下，赤德松贊就得出手了。

還是在那份盟誓文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官員排序的名單里多了叫“悉南紕巴”的職務。

在藏語里“悉南紕巴”的意思是“侍衛(wèi)”，但侍衛(wèi)的排序放在了外相、法官和將軍之前，很顯然不是普通的侍衛(wèi)。他們應該是贊普的親隨侍衛(wèi)，因此翻譯為“近侍官”更為合適。

考慮到這個群體，此前從未出現(xiàn)在盟誓文書里，可以認為他們是在赤德松贊時期，因與贊普關系密切，而得到了特殊的提拔。

這個群體剛剛冒頭，就在盟書里出現(xiàn)了17個人，占比高達21%。

但分析他們的家族來源，你會發(fā)現(xiàn)17個人居然出自12個家族，可以說是來源相當分散。

如果在西藏歷史上找一個相似的群體，我會想到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的“堅塞”。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的“堅塞”，同樣出自領袖身邊的近侍，同樣來源廣泛，同樣以中小貴族為主。

“堅塞”之中，最出名的三個人物，龍廈·多吉次杰至少還算個貴族，擦絨·達桑占堆和土登貢培干脆就是平民出身。[4]

他們在政壇中快速崛起的原因，幾乎全部來自于最高領袖希望改變固有的官僚體系。

兩個群體的不同之處在于，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的“堅塞”，既沒有家族背景，也沒有具體職務，就是因為得到達賴喇嘛的重視，而獲得了權力。

赤德松贊時期的“悉南紕巴”，則有更深的家族背景。

在近侍官群里中排序靠前的幾個名字，都跟王室的父系集團有密切的關系，其中麴氏和許布氏本身就出自王室父系。

關于麴氏家族，我們在講赤都松贊的時候曾經介紹過。

這個家族的大臣曾做過大相，在推倒噶爾家族的過程中，麴氏跟代表外戚的沒廬氏親密合作。但在之后瓜分勝利果實的時候，兩個家族鬧翻了，沒廬氏聯(lián)合韋氏搞倒了麴氏，讓王室父系勢力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

現(xiàn)在父系勢力再次登上舞臺，意味著赤德松贊需要一支力量來做平衡。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僧相家族才剛剛冒頭，勢力甚至不足以撼動固有的吐蕃貴族。

“論”族在噶爾家族弄權時代以后，一直受到王室的猜忌，長期處于被抑制的狀態(tài)。

雖然韋氏始終不捯，依舊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但這個家族的大臣，卻沒有連續(xù)做大相的機會，也就沒有了弄權的機會。

他們在吐蕃政壇中，處于一種很重要，但又很敏感的尷尬地位。一旦有了冒頭跡象，贊普就會毫不猶豫的下手拔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韋·達扎恭祿。

他明明取得了巨大的戰(zhàn)果，打得河西節(jié)度使不敢出門，還從瓜州搶回了大量的物資，讓整個吐蕃民眾都穿上了絲綢衣服，結果回國以后就被咔嚓了。

尚族在王室抑制論族的大背景下崛起，到了赤德松贊之時，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尺帶珠丹時期，沒廬·瓊桑連續(xù)掌權二十年；

赤松德贊時期，納囊氏的尚結贊權傾朝野，屠殺異己；

到了赤德松贊時期，又換成了沒廬氏大相，他的執(zhí)政期幾乎貫穿了整個赤德松贊時代。

以至于，接下來的熱巴巾，不得不再次啟用韋氏大臣做大相。但幾年后，沒廬氏卷土重來，再次拿回了大相之位。

赤德松贊需要抑制的，就是以沒廬氏為代表的四大尚族。

這種態(tài)勢從盟誓文書里也能看出端倪，在近侍官的群體里，除納囊氏和蔡邦氏各有一名成員進入之外，最顯赫的沒廬氏和琛氏甚至無一人在列。[5]

這種父系背景強烈，外戚背景微弱的態(tài)勢，清晰地展示了吐蕃贊普的深意。這個快速崛起的群體，本身就有鮮明的政治立場。

說到這里，我們再回頭去看這份盟誓文，它的意味就不是一份興佛建寺文書，那么簡單了。

赤德松贊的三記重拳，分別是扶持僧相、提升近侍官地位、復蘇王族力量。

這套組合拳重塑了吐蕃的權力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當時吐蕃政治危機。

要知道，從赤松德贊晚年開始，吐蕃就陷入一場嚴重的危機之中。

這場危機的烈度之大，甚至以殺掉贊普來做標志性事件。如果這場危機不能得到化解，那吐蕃王朝可能不需要朗達瑪出手了，在赤德松贊時代說不定就畫上了句號。

所幸，赤德松贊用權力平衡的方式解決了問題，或者說他沒有解決最核心的問題，但他舒緩了矛盾，讓吐蕃王朝茍住了。

乍聽起來，“茍住”更像是個罵人話，至少不是啥好詞兒。

其實，“能茍住”就已經很高明的政治家了，很多王朝就是因為茍不住，才走向了崩盤。

在赤德松贊執(zhí)政的十幾年里，吐蕃社會保持了基本的穩(wěn)定。

這與他接盤時，那種天崩地裂的局面呈現(xiàn)了巨大的反差。

他走的時候，交給兒子了一個穩(wěn)定的吐蕃。

這就是赤德松贊的能力，單從這個角度上說，他甚至比老爸赤松德贊的評分，還要高上一線。

他所構建的平衡體系，形成了尚論、王族、僧團三方力量的制衡。這個系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了下一代贊普（熱巴巾）執(zhí)政的早期，至于他兒子能不能玩好這個結構，那是他兒子的問題。

實際上，在我看來吐蕃王朝的崩盤，熱巴巾要負主要責任。

相比起來，朗達瑪更像是個背鍋的倒霉孩子。

這就是僧相和大相之間，如何來實施權力平衡。

從剛才的講述里，我們已經知道，僧相的出現(xiàn)并沒有瓦解貴族權力過重的問題。

甚至可以這么說，在吐蕃二百多年的歷史上，歷代贊普都沒能解決這個核心問題。

那么赤德松贊要怎么分這塊名叫“大相”的蛋糕呢？

關于這一點，史料里沒有特別明確的記載，只能通過一些細碎的證據(jù)來進行分析。

我們之前講過吐蕃大相的權力范疇：代表贊普召集各地盟會、規(guī)劃并執(zhí)行國家的大政方針、制定國家基本大法、主持對外關系、率領軍隊征戰(zhàn)四方。[6]

也就是說，大相的職權涵蓋吐蕃的內政、外交和軍事。

僧相制度確立以后，兩位缽闡布的權力主要集中在內政和外交領域，軍事指揮權依舊由大相操控。

這一點也和僧相的身份相適應，畢竟讓一個僧人領兵屠戮，確實有悖于佛教思想。

相似的例子，可以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衛(wèi)藏與拉達克的戰(zhàn)爭就能看得出來。

當時拉達克占領了阿里地區(qū)的古格、普蘭、日土、貢塘（今吉隆縣）等地。

五世達賴喇嘛決定反擊，他讓甘丹次旺還俗，帶領大軍出征。

甘丹次旺一直打到了拉達克王都列城的腳下，雙方以簽署協(xié)議結束了這場爭端。

戰(zhàn)后甘丹次旺認為自己殺孽太重，便在普蘭修建了賢伯林寺，所以這座寺院也被人稱為“懺悔寺”。

這個例子可以充分說明，軍事統(tǒng)帥與僧人的身份相悖。

于是僧相不問軍事，就成了兩個職務的分野。僧相與大相之間，便形成了一內一外的權力平衡。

這種平衡結構在赤德松贊時期運行得比較平穩(wěn)，至少在史料上看不出僧相設置后，貴族集團出現(xiàn)過激烈的反彈。

也正是因為貴族集團比較平靜，赤德松贊時期的吐蕃政局才保持了穩(wěn)定。正是這種穩(wěn)定局面，讓兩位僧相有精力在吐蕃的佛教和文化事業(yè)上發(fā)力，并且推動了唐朝與吐蕃的和談。

有關于赤德松贊時期文教事業(yè)的發(fā)展，以及與唐朝關系的推進，我們下期接著講。

最后再多說一句，這兩期涉及僧相的內容確實挺復雜的，老布講的內容主要來自于林冠群、金鵬飛老師的著作，分別是《唐代吐蕃宰相制度研究》和《尚族與吐蕃政治關系研究》，以及其他老師的相關論文，感謝各位老師的研究成果。

說實話，僧相制度的相關問題，遠比我講內容要復雜的多，我感覺這個問題其實我并沒有講透。

如果大家對僧相問題感興趣，可是在評論區(qū)告訴我，我把相關論文分享在讀者群里。

參考書目：

[1][5]、《尚族與吐蕃政治關系研究》_金鵬飛；

[2]、《唐代吐蕃歷史與文化論集·唐代吐蕃的社會結構》_林冠群；

[3]、《吐蕃時期僧相制度的運行機制》_金鵬飛；

[4]、《龍廈及龍廈事件研究》_田苗；

[6]、《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_林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