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等國一些博物館、圖書館現(xiàn)收藏有大量從圓明園劫掠去的珍貴文物。比如，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收藏有3萬多件中國文物，包括書畫、古籍、玉器、瓷器、青銅器、雕刻品等，其中直接從圓明園掠奪的文物就達2萬多件，包括唐人所摹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這幅卷軸畫被譽為中國美術(shù)史上的“開卷之圖”。
《女史箴圖》不只是一幅畫，還是一扇通往古代女性世界的窗口，讓我們得以一窺古代女性的生活態(tài)度與精神面貌。畫中的女性，或端坐、或立行，或聚談、或獨思，她們的姿態(tài)各異，卻同樣流露出溫婉典雅的風范。尤其是“修容飾性”所描繪的對鏡梳妝的場景，充滿想象。畫中諸女子，身著華服，席地端坐于鏡前。左側(cè)女子正由紅衣侍女為其盤綰青絲，身旁還擺放著妝奩、工具等物。右側(cè)一女子發(fā)髻梳理完畢，自己正對鏡著紅妝，秀美的面容映在鏡中，儀態(tài)端莊、溫婉典雅。
《女史箴圖》“修容飾性”描繪的對鏡梳妝場景。
《女史箴圖》的每一筆、每一墨、每一線之中，都似乎在講述女性力量和溫柔智慧的故事。例如，“馮媛當熊”的故事，出自《漢書·外戚傳》。畫面中，漢元帝在后宮佳麗和宮人的陪同下觀看斗獸，正值表演高潮，一只黑熊忽然躥出，直逼向漢元帝。危急時分，馮婕妤挺身而出。盡管她身形嬌小，但面色從容，目不斜視，毫無懼色。嬪妃宮女們的驚慌失措，更是反襯出馮婕妤的堅毅勇敢。
《女史箴圖》的存在，宛如一曲悠揚深遠的歷史樂章，流轉(zhuǎn)于時光的長河中。正因為這一份力量和智慧，令它成為中華文化的藝術(shù)瑰寶，成為歷史留給我們的珍貴禮物。
可惜的是，《女史箴圖》真跡現(xiàn)已無處可尋，僅存兩個摹本——唐摹本與宋摹本，前者即為大英博物館所藏版本。
相傳，《女史箴圖》在南北朝時被收入梁內(nèi)府，后在唐朝時入藏唐內(nèi)府。唐末，因戰(zhàn)亂流入民間，這才有了唐摹本。這一摹本后被北宋官員劉有方收藏，米芾誤認定其為顧愷之真跡，其后被著錄于《畫史》和《宣和畫譜》之中，宋徽宗時期被收入內(nèi)府。南宋高宗年間，隨遷至浙江臨安，后在宋金交聘中送給金國。金亡后，唐摹本又折回南宋，為權(quán)臣賈似道所得。賈遭籍沒后，畫作重歸南宋內(nèi)府。明代時，曾被嚴嵩、顧正誼、董其昌、項墨林收藏，清初遞經(jīng)張孝思、梁清標手，后入于收藏家高士奇。
此時的《女史箴圖》不僅是一幅畫，更是一個時代文化精神的載體，代表著收藏家的文化尊崇和藝術(shù)追求。及至清乾隆時期，《女史箴圖》重回宮廷，被精心收藏于華美的靜怡軒中，與《瀟湘臥游圖》《蜀川勝概圖》《九歌圖》同室輝映，一同取名為“四美具”。
然而，時光流轉(zhuǎn)，戰(zhàn)火紛擾，美的世界也破碎了。
1900 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焚燒頤和園之時，英軍中有一名上尉克勞倫斯·約翰遜，趁亂將《女史箴圖》和珠寶玉器盜走，但他并沒有意識到畫作的價值。1903年初，他把《女史箴圖》拿到大英博物館，想讓對方給畫軸上的玉扣估價。結(jié)果，大英博物館職員給整幅畫作估價25英鎊。兩個月后，他以25英鎊的價格將此畫售賣給了大英博物館。
在被掠奪和販運的過程中，《女史箴圖》從一個尊貴的文化象征，淪為了一件廉價的交易品。它的價值和意義在那個時刻被無情地忽略，甚至是貶低。明珠蒙塵，輝煌不再，榮耀消失。
被大英博物館收藏之后，《女史箴圖》的磨難并未結(jié)束。由于文化的差異和知識的欠缺，大英博物館方面并不清楚如何保存和展示這幅東方古畫。英國人認為，《女史箴圖》應該像油畫一樣掛在墻上展示。1912年，大英博物館聘請日本畫家山崎秀明和漆原木蟲，為《女史箴圖》做了100份木板復制品。1914年至1915年，為符合日式裝裱的要求，《女史箴圖》被粗暴地攔腰截成3段保存，其中明清時期文人留下的大量題跋都被裁掉，形成歷史斷層。
不僅如此，1914年，大英博物館修復師斯坦利·李特約翰曾經(jīng)在畫上添加了一種類似薄膜的物質(zhì)，但這種物質(zhì)是酸性的，多年過去之后反而讓《女史箴圖》變得很脆弱，開始出現(xiàn)明顯的開裂，甚至產(chǎn)生了掉渣的現(xiàn)象，這種傷害幾乎是致命的。《女史箴圖》的每一處傷痕，都在默默訴說著一個深刻的痛苦，讓人唏噓不已。
《女史箴圖》“馮媛當熊”描繪的馮婕妤救駕漢元帝的場景。
《女史箴圖》在經(jīng)歷多重傷痛之后，重新被發(fā)現(xiàn)，逐步被修復，漸漸地重獲世界的關(guān)注和認可。1987年，一位臺灣古董商邀請大陸的古畫修復師邱錦仙到倫敦裝裱古畫。在這次旅程中，邱錦仙結(jié)識了英國著名漢學家韋陀教授。2013年，大英博物館召集全世界的專家學者，共同商討如何修復《女史箴圖》。
最終，在韋陀的推薦下，大英博物館決定請邱錦仙實施修復方案。根據(jù)多年修復古畫的經(jīng)驗，邱錦仙創(chuàng)造性地將日本淀粉漿糊和化學漿糊混合，既能彌補畫卷，又不會留下明顯的痕跡或顏色。
如今，《女史箴圖》在大英博物館的陳列室中綻放光彩，成為中華文化的傳播使者。她的每一次被展出、被凝望，都是對她過往輝煌的追憶，也是對她所受創(chuàng)傷的反思。
《女史箴圖》的漂流之旅，猶如一首悠長的詩，她在失落中尋回了尊嚴。她的前世今生，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世界的美麗與殘酷。她提醒我們，無論是藝術(shù)品還是人生，都難免經(jīng)歷挫折和傷痛。正是這些挫折和傷痕，成就了她獨特的魅力和價值，如同涅槃的鳳凰，展現(xiàn)出生命的堅韌與美麗。
宋摹本《女史箴圖》藏于故宮博物院。1924年，宋摹本《女史箴圖》隨溥儀出宮，后入藏東北博物館。1953年，國家文物事業(yè)管理局從東北博物館將它調(diào)撥至北京故宮博物院。相比之下，宋摹本《女史箴圖》是另一種風格魅力。這幅線描作品，雖無繁復的色彩，卻以其簡潔而精準的線條，捕捉了歷史的深度和文化的精髓，如同一曲高雅的交響樂。
唐宋兩幅《女史箴圖》摹本，一彩一素，仿佛是東方文化的兩面。彩色的唐摹本，像是一個繽紛的夢境，向世人展示了古代中國的藝術(shù)成就與審美風格。而黑白的宋摹本，更像是一幅深邃的畫卷，讓人在其中感受到歷史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她們不僅是藝術(shù)的傳承，更是文化的對話，連接著過去與現(xià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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