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時免費】094. 站在思想的高墻上

喜馬拉雅的各位聽友，大家好，我是周濂，歡迎你來上我的哲學課。

在開始今天這一講之前，我先給你們念一段日記：“下午我們在爭論中度過——他是個十分討厭的人，每次你說什么，他都說‘不不，那不是要點?！强赡懿皇撬囊c，但那是我們的要點。聽他話太累人?！边@是一個14歲男孩的日記，里面的那個“他”正是維特根斯坦。

生活中我們總會遇到一些討厭的人，你跟他講人道的時候他跟你講法律，你跟他講法律的時候他跟你講政策，你跟他講政策的時候他跟你講黨紀，你跟他講黨紀的時候他跟你講人性，你跟他講人性的時候他跟你講奇跡?？傊看文阏f什么話，他都能把要點轉(zhuǎn)到另一處，這樣的人我們稱之為“詭辯家”。

作為一個對話者，維特根斯坦相當讓人討厭，然而他不是詭辯家，而是哲學家。哲學家與詭辯家的最大差異在于，詭辯家通過轉(zhuǎn)換要點來拒絕理解，而哲學家則試圖通過統(tǒng)領(lǐng)要點來達成理解。

面相的轉(zhuǎn)換

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舉過一個“兔鴨頭”的例子：“設(shè)想我給一個孩子看這張圖。他說：‘這是一只鴨子’，然后突然說‘哦，它是一只兔子’。于是他認出它是一只兔子——這是一種辨認的經(jīng)驗。”

這里的秘訣在于——面相（aspect）的轉(zhuǎn)換，或者說視角的轉(zhuǎn)換。你在第一眼的時候看見了兔子，當你轉(zhuǎn)換面相的時候，又看見了鴨子。究竟什么時候把它看成兔子，什么時候把它看成鴨子，依賴于你從哪個面相或者視角去看圖畫。

我在網(wǎng)上看到過另一張圖，同樣需要進行面相的轉(zhuǎn)換，才能看到少女或者老嫗，比起兔鴨圖，這張圖的細節(jié)更復雜，實現(xiàn)面相轉(zhuǎn)換的難度也更高。當我們把目光投向語言游戲以及現(xiàn)實生活時，細節(jié)的復雜程度和難度只會越來越高。對維特根斯坦來說，能夠改變看特定事物時的面相，是擁有理解能力并且最終達成理解的關(guān)鍵所在。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解釋上一講中提到的那句話：“這些（哲學）問題的解決不是靠增添新經(jīng)驗而是靠集合安排整理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边@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要請你們想一想哪些問題是需要依靠“增添新經(jīng)驗”才能得到解決的？當然是科學問題，比如黑洞的發(fā)現(xiàn)證實了黑洞理論。反之，哲學問題的解決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則與增添新經(jīng)驗毫無關(guān)系。

那么，什么叫做“集合安排整理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還是以兔鴨圖為例，無論你把那張圖看成是兔子還是看成是鴨子，圖本身并沒有發(fā)生改變，它如其所是地放在那里，你沒有在圖上添加一筆一劃，你只是通過面相的轉(zhuǎn)換，也就是集合安排和整理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然后你就看見了不同的對象。

解釋到最后總有一個盡頭

有人也許會反駁說，這樣一來，豈不是只剩下個人的主觀經(jīng)驗和感受了嗎？難道維特根斯坦是在主張相對主義嗎？初看起來是這樣的，但其實不然。仍舊以兔鴨圖為例，請問除了兔子和鴨子，你還能把它看成什么？獅子和老虎嗎？所以，我們可以對兔鴨圖進行不同的解釋，但無法對兔鴨圖進行無窮的解釋，就好像我們對于語言游戲可以進行不同的解釋，但無法進行無窮的解釋，因為解釋到最后總有一個盡頭。打個比方，就像你一個猛子扎進水里，不斷地下潛，最終會遭遇河床，同理，在解釋的過程中我們也會遭遇“思想的河床”，或者用維特根斯坦最常用的概念——生活形式。

河床也好，生活形式也罷，都是一些“被給定的東西”?！氨唤o定”（the given）的意思就是你不加反思地接受的東西，而且是必須接受的東西。舉個例子，布谷前不久去上樂理課，老師讓孩子們死記硬背各種音程、音符和音階，小孩子們背的不亦樂乎，但是作為有反思能力的成年人，而且是樂盲，布谷媽媽就總是在問：“為什么音符要這么畫，為什么不能換一個更有邏輯的畫法？”這時候我就告訴她：這就是給定的生活形式和語法規(guī)則，在你最初學習一種游戲的時候，你必須無條件地接受規(guī)則，理解了要接受，不理解也要接受，如果你一直在反復追問和質(zhì)疑游戲規(guī)則的合理性，你就無法進入這個游戲，玩這個游戲。維特根斯坦有句名言“我遵從規(guī)則時從不選擇，我盲目地遵守規(guī)則”，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有的人不僅喜歡破壞規(guī)則，而且非常善于為自己的破壞行為提供合理化的解釋。很多年前，當陳水扁還是臺灣地區(qū)領(lǐng)導人的時候，他來到海灘撿垃圾作秀，并且用“罄竹難書”來贊揚環(huán)保團體做出的貢獻，鬧出了大笑話，當時的臺灣“教育部長”杜正勝出來給陳水扁擦屁股，他是這樣解釋罄竹難書的：“罄是用盡，竹就是竹片，是在紙張發(fā)明前的書寫工具，難是難以，書就是書寫，翻成今天現(xiàn)在的話，就是用盡所有的紙也寫不完，也就是要做的事實在太多?！?/p>

操兩可之說，設(shè)無窮之詞，這是政治人物最擅長的本領(lǐng)。其實，我們普通人在做出荒腔走板的越軌行為之后，也會尋找各種理由來為自己解釋和開脫，這么做的一個潛在信念是：“無論我怎么做，經(jīng)過某種解說都會和規(guī)則一致?！?/p>

然而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任何解釋總有到頭的時候”，維特根斯坦說：“任何解釋都像它所解釋的東西一樣懸在空中，不能為它提供支撐?！蹦敲吹降资裁床拍芴峁┲文?？當然就是規(guī)則本身，就是生活形式本身。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遵守規(guī)則是一種實踐，以為[自己]在遵守規(guī)則并不是遵守規(guī)則?！边@句話有點繞，我們可以換個說法，人們不可能“私自”地遵守規(guī)則，否則的話，“以為自己在遵守規(guī)則就同遵守規(guī)則成為一回事了?！?/p>

杜正勝對罄竹難書所做的奇葩解釋生動地說明了這個道理。說到這里，我們可以重新來看一下詭辯家和哲學家的區(qū)別：詭辯家通過訂立私人的標準，來為所有越軌行為提供合理化的解釋，而哲學家則是在承認公共的標準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在差異性中看到聯(lián)系。所以詭辯家是通過轉(zhuǎn)換要點來拒絕理解，而哲學家則試圖通過統(tǒng)領(lǐng)要點來達成理解。

什么是我們業(yè)已知道的東西？

回到“這些（哲學）問題的解決不是靠增添新經(jīng)驗而是靠集合安排整理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标P(guān)于這句話，我還想接著談談什么叫做“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p>

先來看“我們”是誰？我認為，這里的“我們”指的不是科學家也不是哲學家，而就是每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那么“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到底是什么東西呢？我認為就是我們熟練掌握、了然于胸的語詞用法，就是在特定傳統(tǒng)中習得的慣例和規(guī)則，以及讓對話和理解得以可能的生活形式。這些東西是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東西。

在《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指出，為了達成意見一致就必須首先在生活形式上達成一致：“人們所說的內(nèi)容有真有假；他們達成一致的是所使用的語言。這不是意見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p>

說到這里，我想起一個網(wǎng)絡笑話，“中國有兩種球在國際賽場上是沒有懸念的，兵乓球——誰都贏不了；足球——誰都贏不了。請問到底是中國乒乓球厲害還是中國足球厲害？”我相信你們聽到這里，都會會心的一笑，但是如果換成老外，他可能就徹底蒙圈了，這不僅因為他很難理解“誰都贏不了”的確切含義，更在于他跟我們沒有共享同樣的生活形式。

站在思想的高墻上

我一直認為，真正的哲學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教會我們差異，不過僅僅認識到差異仍然不足以實現(xiàn)理解。按照維特根斯坦的想法，“我們對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個主要根源是我們不能綜觀語詞用法的全貌”，為什么綜觀語詞用法的全貌如此重要？因為綜觀可以“居間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們‘看到聯(lián)系’。” 因此，在看到“差異”的同時又看到“聯(lián)系”，尤其是能夠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中間環(huán)節(jié)，這樣才能真正實現(xiàn)理解。

“綜觀”的德文是Ubersehen，英語譯作overview，我認為中文譯作鳥瞰更形象也更明確。圓明園里有座“黃花陣”，這是一座乾隆年間修建的迷宮，我曾先后去走過三五回，每一次我都比別人更快地走出迷宮，不是因為我更加聰明，而是因為我的個子比較高，所以我可以探出迷宮的圍墻，看清楚哪一條是死路哪一條是活路。你們也許會說我作弊，但我認為，為了讓我們走出語言的迷宮和思想的迷宮，就必須進行“思想的作弊”。

我們正身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復雜和豐富的時代，面對這個時代，我們需要養(yǎng)成同樣復雜和豐富的思考習慣，只有站在思想的高墻上，我們才可能鳥瞰全貌，看清差異和聯(lián)系，實現(xiàn)面相的轉(zhuǎn)換，明白哪里是沼澤哪里是溝壑，哪里是死路哪里是活路。

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好的一生

維特根斯坦曾經(jīng)這樣描述自己的哲學工作：“我破壞、我破壞、我破壞?！狈路鹨活^闖進瓷器店的犀牛。但是維特根斯坦要砸碎的不是精致美妙的瓷器，而是對智性生活不必要的困擾，是那些力圖在尋常事物中“看出古怪問題”的哲學誘惑。

在《哲學研究》的前言里，他這樣寫道“盡管這本書相當簡陋，而這個時代又黑暗不詳，但這本書竟有幸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當然這種可能性委實不大?！边@里所說的“二三子”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其實早在1930年，維特根斯坦就有過解釋，他說他的書只是為了一小圈子的人二寫，這些人不是精英，他們既不比普通人高明，也不比普通人差勁，這些人只是不同而已。這些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屬于維特根斯坦的文化圈子，就好像是他的老家人或者鄉(xiāng)里人，他們熟悉他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所有其他人都是陌生人。

維特根斯坦曾經(jīng)坦率地承認：“在某種意義上我是在宣傳一種思想風格，反對另一種思想風格，對那另一種我真是討厭得很?！钡?，他也深知自己的思考類型并不為這個時代所需要，所以他說：“我如此奮勇地游泳以抗擊浪頭。也許在一百年之后人們將會真的需要我正在寫的這些東西?！?/p>

我不想花費特別的篇幅去評價維特根斯坦的影響力，有人說，雖然后期維特根斯坦推動了日常語言分析學派的發(fā)展，但是總體看來，20世紀后半葉特別是21世紀的哲學發(fā)展方向與維特根斯坦是背道而馳的，也正因為此，這些人認為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地位是大可懷疑的。對于這樣的評價，我甚至都不愿意多費口舌。維特根斯坦顯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哲學家，他從事反哲學的工作，既不打算建立自己的學派，也不熱衷于獲得學術(shù)界的承認與理解。當下的哲學發(fā)展方向與他背道而馳，這并不足以證明維特根斯坦錯了，反而可能恰恰證明這個時代已經(jīng)病入膏肓了。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解決哲學問題意味著改變舊有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這種改變的發(fā)生，是通過把語詞從形而上學的用法重新帶回到日常用法完成的。回到語詞的日常用法，也就是讓一切如其所是，所以蒙克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宗旨在于，一方面力求什么也不改變，另一方面，通過改變我們看事物的方式，他試圖改變一切。

其實，維特根斯坦的生活態(tài)度也是如此，他對生活做徹底的清算，目的不是要把自己從生活之流中連根拔起，而恰恰是要把自己重新放回特定的生活之流中。維特根斯坦說：“一種表述只有在具體的生活之流中才有意義”，同樣的，蒙克認為，如果能把他自己的生活放進某種特定的模式，那對維特根斯坦來說將是一種莫大的安慰。

維特根斯坦懷念19世紀世紀末的維也納文化氛圍，向往托爾斯泰式的生活方式，他也數(shù)次嘗試放棄智性生活，從事純體力的勞作，比如他做過鄉(xiāng)村教師、建筑設(shè)計師、園丁以及醫(yī)院的護工。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讓自己嵌入到一種生活模式之中，找到一種篤定、踏實和安寧。但是事與愿違，維特根斯坦身上最鮮明的幾個身份特征，讓他永遠無法把自己放回到某種特定的生活模式中，比如，作為曾經(jīng)的奧匈帝國遺民，作為猶太人，作為同性戀者，以及作為哲學家，所有這些身份都讓他天然地不屬于任何一個共同體。曾經(jīng)有朋友這樣回憶說，維特根斯坦使他想起《卡拉馬佐夫兄弟》里的阿遼沙和《白癡》里的梅什金——“第一眼瞥去，那模樣是令人心悸的孤獨?！?/p>

在生命最后的階段，維特根斯坦和房東太太貝文夫人成了親密的朋友，他們每天晚上6點散步到小酒館，貝文夫人回憶說：“我們總是要兩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饒有興味地潑到蜘蛛抱蛋盆栽里——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實行為?！眱扇酥g的談話異常的輕松，維特根斯坦從不跟貝文夫人討論她不理解的話題，貝文夫人說：“所以在我們的關(guān)系中我從未覺得自己次等或無知?！?/p>

看起來，維特根斯坦終于和生活達成了和解。1951年4月28日，維特根斯坦去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一句話是：“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好的一生?！?/p>

好，我們今天這一講就說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