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行散記

《湘行散記》和《湘西》可以同小說《邊城》和《長河》互文理解，它們都是作者兩次重返湘西所得。迥異于小說“牧歌氛圍”“樂觀超越”，散文飽含沉甸甸的責任意識——面對一種特殊的歷史場域，追溯神性生命的始終，透過表層的血與淚，體驗一份人生的莊嚴。統(tǒng)攝到作者巨大悲憫情感下的書寫與反省，是將尖銳的民族問題與社會矛盾，融匯在人事的敘述中。《沅陵的人》、《沅水上游的幾個縣份》、《桃源與沅州》等反思“文明”與“墮落”的復合關系，《鳳凰》、《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沉醉在愛的憧憬里流露出對愛的毀滅性的隱憂，《虎雛再遇記》、《箱子巖》感動于原始生命的力量同時也流露了原始生命活力無從改造與轉移的憂懼感。由五四時期興起的中國現(xiàn)代散文，至30年代，創(chuàng)作多以小品形式為主。收入《湘行散記》、《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獨立成篇，又從總體上具有內在的整一性。這種散文長卷的獨創(chuàng)，發(fā)展了散文藝術的表現(xiàn)形式，開拓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意義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