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日常生活篇-東京夢華的月亮背面

一、思維導圖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趙冬梅，歡迎收聽“冬梅講國史”。中西比較是我們認識歷史的一種重要方式，通過比較，我們希望在“他者”的映照之下，把“自己”看得更加清楚。激發(fā)我們的民族自豪感或者奮起直追精神的，也是“比較”。

比如說，談中國古代城市發(fā)展的學者，常常會拿宋代的東京與同一時期歐洲中世紀的城市相比較。按照最保守的估計，11、12世紀，北宋東京的人口絕對在120萬以上，；而歐洲的中心——巴黎在13世紀的時候人口才剛剛達到24萬；僻處一隅的倫敦，12 世紀的人口是3萬， 13世紀達到了4萬5千人。就城市面貌而言，歐洲城市更加無法與北宋東京相比。

比如，歐洲人記憶中的倫敦，“街道非常窄小，大部分都未鋪上石板，整天都擠滿了人、狗、馬和豬。街道兩旁排滿房屋和店鋪，大多數(shù)都是木結構的，在縫隙處填著稻草?；鹨恢笔莻€安全隱患”,擁擠、骯臟，給人的感覺實在是說不上愉悅。而宋朝人記憶中的東京卻富庶華麗得如同天堂。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不惜筆墨，用綺詞麗句來贊美東京的繁華，“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qū)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笨諝饫镲h蕩著美妙的音樂，街道上綠柳繁花，茶坊酒肆里，男男女女衣著體面，季節(jié)流轉，風雅變幻；夜色闌珊，意興不減。

“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所有器具皆為銀制，全部加起來“即銀近百兩矣”。近百兩銀子的家伙事，就這樣隨隨便便擺出來招待普通客人，也不怕讓人偷了去，這是何等的富足，又是何等的文明自信！宋太宗的女婿駙馬爺柴宗慶寫過一句俗詩，“曾觀大海難為水，除去梁園總是村”，梁園指的是開封，“開封以外皆農(nóng)村”，這是柴駙馬的傲嬌。但老實話說，相比開封，同時期的倫敦就氣派而言，的確就是個村兒。

這樣的比較，是很能激發(fā)我們的民族自豪感的。數(shù)字不騙人，就人口和物流的規(guī)模而言，北宋東京的確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最富足的城市。但是，一個城市怎么可能就只有鮮花、音樂和美食呢？百萬人口的城市，飲用水源的問題怎么解決？燃料從哪里來？生活垃圾、糞便和污水怎么處理？同樣是木結構的房子，倫敦存在火災隱患，規(guī)模更大的東京又怎么可能不著火呢？如此這般“月亮背面”的問題，在《東京夢華錄》這樣的記載當中是不可能看見的。

《東京夢華錄》是北宋人南渡之后對故都舊日美好的追憶，它在本質上是一場甜酣舊夢，不太可能觸及東京城市發(fā)展中所遭遇的問題。即便是談到問題，它所采取的也是一種積極正面的敘述方式。比如說，關于火災，《東京夢華錄》(卷三)的敘述重點是“防火”的制度設施：在每一個坊巷之中，每隔三百來步，設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這是地面的火警和治安巡邏系統(tǒng)。

在地勢較高的地方，還有磚砌的“望火樓”， 樓上有人守望，這是空中立體監(jiān)測報警系統(tǒng)。望火樓下是“潛火隊（消防）”的營房，規(guī)模多達百余人，“潛火隊”所配備的救火家事包括大小桶、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叉、大索、鐵貓兒（鐵鉤）等等。潛火隊由軍人擔任，每當有火災發(fā)生，全由軍人撲滅，“不勞百姓”。望火樓不僅都城有，其他大城市也有。南宋末年的詩人、樂師汪元量的組詩《湖州歌》記錄了一群宮廷表演藝術家被元人擄往北方的悲慘行程，其中的第四十二首這樣寫道：“丞相催人急放舟，舟中兒女淚交流。淮南漸遠波聲小，猶見揚州望火樓?！睋P州的望火樓是亡國奴眼中江南的最后一眼。當然，這是后話。

回到城市火災的話題。以北宋東京為代表的，宋朝這套包括地面巡邏、高臺瞭望和消防撲救在內的救火制度的確是非常先進的。那么，開封是否真的就由此避免或者減輕了火災對于城市生活的巨大傷害呢？沒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三鼓時分，也就是半夜十一點，大火從榮王元儼的府第燒起，一直燒到“翌日亭午”，也就是第二天中午十二點，宋朝的國庫——內藏庫、皇帝直接支配的小金庫——左藏庫和國家圖書館都遭到了慘烈的破壞，“祖宗所積……一朝殆盡”。

根據(jù)現(xiàn)代學者的研究，“宋代城市火災之普遍，破壞之慘烈，對城市民生影響之大，則是前所未有的。”（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382頁）燒毀民舍超過萬家的火災，據(jù)史料所見，唐代僅有2次，而南宋僅臨安府一個城市在建為都城的150余年間，就遭遇了7次，燒毀十萬家的超大火災，在宋朝也不是絕無僅有的?；馂娜绱祟l發(fā)，以至于寓居在臨安邸舍之中的候選官員只得把官員身份的認證文件（誥命和敕書）隨身攜帶，生怕一把火燒了，前程無著。

學者歸納，宋朝火災比前代多發(fā)和破壞慘烈的原因，大致有三點，第一是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建筑的密度更高了；第二是大部分城市平民的居所仍然是茅草房，防火性能差；第三則與唐宋城市形制的變化有關——夯土筑成的坊墻本來兼具防火墻的功能，最起碼可以把火災控制在一坊之內；而宋代城市普遍沒有坊墻，萬一撲救不及時，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它蔓延。

火災給城市生活帶來的痛苦，《東京夢華錄》是不會記載的，而主要依靠這一類書籍所建立的“東京意象”或者說“宋代城市繁華意象”，也像是那些著名旅游景點的“某某印象”演出一樣，華麗喧騰，不落實地。按照常識推斷，現(xiàn)代城市化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在宋朝肯定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東京夢華”的月亮背面終于展露在我們眼前。在這兒，我要給大家推薦一本書，包偉民教授的《宋代城市研究》。同之前的宋代城市研究相比，這本書最大的進步，就是勇于直面并且能夠從史料中勾陳出宋代城市發(fā)展中的種種問題。它讓我們對于宋代城市的認識終于從“夢華”落到了地上。這一講的內容主要就來自這本書。

防火之外，我們再談談生活污水的處理。盡管考古學家從南宋臨安太廟兩側挖出了磚砌的排水溝，但是總體而言，宋朝的城市還沒有建立覆蓋整個城區(qū)的地下排水系統(tǒng)。城市生活污水的處理方式是直接排入河道，沒有河道的，則用滲井。開封新城和舊城的排水溝共計253條，污水直接排入黃河，為了防止居民傾倒灰土等生活垃圾填塞排水溝，從1026年起，開封府開始派專人巡邏守護。這些排水溝，還要定期淘泥維護，以保障暢通。

淘渠在每年春天進行，這給沿渠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一時不便，梅堯臣就曾經(jīng)寫詩抱怨說“開春溝，畎春泥。五步掘一塹，當途如壞堤。車無行轍馬無蹊，遮截門戶雞犬迷。屈曲措足高復低，芒鞋苔滑雨凄凄。老翁夜行無子攜，眼昏失腳非有擠。明日尋者爾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務欲齊，不管人死獸顛啼?！北M管如此，“淘”肯定還是比“不淘”好的。

“蓋今溝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生活污水淤積是導致瘟疫發(fā)生的重要原因，這是文天祥的老師歐陽守道（1208-1272）總結出來的。歐陽守道是江西吉州人，他從吉州的教訓中發(fā)現(xiàn)了地方長官是否作為、城市污水治理與本地瘟疫發(fā)生率之間的關系。歐陽守道清楚地記得“端平二、三年間（1235-1236），福州人林長官治理吉州，最重視下水溝渠的問題，疏通浚導之后，民無疫者數(shù)年（好多年都沒有瘟疫發(fā)生）?！?/p>

后來，豫章（南昌）人李長官、（浙江）于潛人徐長官相繼擔任吉州知州，歐陽守道“每年都提醒他們溝渠疏通的事情，這兩位也做，但是不如林知州做的徹底，”即便如此，“病者亦少”。自從徐長官之后，“郡政不復及此”，州政府不再疏通城市下水道，它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溝渠不通，處處穢惡，家家濕潤，人之血氣，觸此則壅，氣不行，病于是乎生。今通逵廣路，猶無潔凈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趨。如此，則安得不??？”歐陽守道對此感到痛心疾首，于是，當新到任的王知州請求他為本地發(fā)展獻計獻策的時候，歐陽守道就寫了一封極長的信，我們也因此得知了吉州的知州與下水道和瘟疫之間的關系。

我讀這封長信，感慨頗多。第一，福州人林長官（三山林侯）、南昌人李長官（豫章李侯）、于潛人徐長官（于潛徐侯）以及后來在下水道問題上漠不作為的某地某長官們，都已經(jīng)離開了吉州，他們和吉州這塊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相處的時間都很短暫，但是，做的好不好，吉州人民心里是有數(shù)的，人民會記得。歐陽修說做地方長官，關鍵是要老百姓滿意，實在了不起。第二，各位長官在吉州是“做官”，他們關注的重點是讓中央滿意以獲得升遷；吉州老百姓卻要在這里把日子年復一年、代復一代地過下去。然而，吉州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長官決定的。

第三，疏通全城的下水道，不是一兩家土豪就能完成的，即便是像歐陽守道這樣有影響力的地方士人；土豪所能做的，是逃往更干凈的地方，吉州“十數(shù)年間城郭富家往往徙去?！钡谒?，下水道所導致的城市衛(wèi)生問題，漢代的郡太守是不會遇到的，他們的城市，人口規(guī)模、房屋密度都還不足以引發(fā)這樣的問題。

吉州的各位長官所遇到的，是城市發(fā)展中的新問題。它告訴我們，宋代的中國城市的確獲得了不同以往的新發(fā)展，當然，也出現(xiàn)了新問題。認識到問題的存在，并不減損中國傳統(tǒng)城市建設的成就，相反，了解古代城市所面臨的問題，只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今天城市中發(fā)展與環(huán)境、居民與管理者之間的關系。

我不知道歐陽守道有沒有讀過梅堯臣那首抱怨“淘渠”的詩，但是，我想，倘若他讀過，一定會羨慕北宋的東京人，淘渠只得一時不便，不淘渠卻是有可能要死人的。而且，我們還可以有更積極的辦法啊，比如說改善淘渠的工作流程。好，這就是今天的內容，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