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八八級也應該算劃時代的一個年級，盡管它不像五八級、六八級、七八級一樣，已經被歷史定位了，但它所經歷過的許多“第一”和“最后”往往也是獨一無二的歷史變革。上小學時，我們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第一批入學的；小學畢業(yè)時，我們又是小學教育五年制改六年制前的最后一批；高中時，從我們那屆開始實行高考改革，有些科目提前結業(yè)，不列入高考范圍；大學人學時，我們成了最后一個不交學費的年級；而對于北大，我們還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批，因為八九級正式走進燕園已是1990年初秋了，他們更是開了北大九十年代的先河。
因為趕上了不交學費的那一批，我才敢把自己界定為“拮據”而不是“貧窮”的那一類。我父親很早就病故了,是母親一直靠她那點微薄的工資撫養(yǎng)我和哥哥，并供我們倆念完了大學。哥哥顧及家里有限的經濟來源，自覺地報考了師范院校，才給我留下了自由選擇的空間。但如果不是趕上八八級，憑媽媽的經濟實力，是不可能交得起北大的學費的。那時，社會上的助學機構很少見，各類贊助與募捐也微乎其微。想想大家都在同一經濟起跑線上，即便有愛才助學之心，也大多是望洋興嘆、愛莫能助。所以，我常常為自己趕上了末班車而慶幸，亦為此后怕，經濟實力——又一個可能會導致我和北大失之交臂的決定因素。
八八年， 當我在高考志愿表上首當其沖地填上“英語系”的時候，并沒想到英語系會是北大最“便宜”的系之一：其一，英語系使用的許多教材都不是書，而是系里免費提供的油印講義，或者根本沒教材，只靠上課記筆記。其二，英語系學生需要讀的原著，本該屬于“如有翻印，違者必究”的那一類，但那時，我們卻可以在外文書店“外賓止步”的那個角落(這大概是改革開放以后少有的幾塊留給國人的“凈土”)買到代用的便宜貨。盡管那時我們也會時常流連在原版書柜臺前，為那些原版書的精美印刷、別樣設計以及其中蘊涵的異域文化所深深吸引，但直到畢業(yè)時，班里也沒有幾個人買得起幾本原版讀物。大三以后，社會上“維護知識產權”的聲浪日益高漲，許多“外賓止步”的角落都被取締了。正當我們四處打聽哪兒還可以買到便宜書時，居然就有人送貨上門了。我似乎聽到孔乙己伏在我耳畔說：“讀書人偷書不算‘偷'。”同時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能用“為大善者不計其小惡也”說服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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