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干活兒干得最苦的一次是大三的寒假。有個學生頭一年高考落榜，他父親望子成龍心切，要求寒假補課，一天都不能間斷，我好說歹說，春節(jié)才請了兩天假。年前，除夕一早上完課才回家；年后，初三就趕回學校繼續(xù)教課了。臘月二十九那天晚上，30樓四層一共亮著三盛燈，水房、廁所和410。有個朋友，特意送了我一朵黃玫瑰，讓它陪我過年。這么多年過去，我總時時記起寒冷的冬夜30樓410孤燈下的那朵黃玫瑰，那是我收到的鮮花中最溫馨的一朵。
大四以后，大家的日子都慢慢有了轉(zhuǎn)機：來請英語老師的人絡(luò)繹不絕，我們開始拒絕而不再是“被拒絕”了；隔壁的幾個女孩兒應某個出版機構(gòu)之約，集體翻譯《斯佳麗》；還有到公司作兼職翻譯的；或是自己編了字典準備出版的。待到正式畢業(yè)拿到第-一個月工資之前，絕大多數(shù)人都已經(jīng)嘗過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滋味，不見得出于保持革命本色，不少是為了生計。
幾年過去了，當“拮據(jù)”漸漸從我們生活中淡出的時候，我依然在記憶深處為它留下一方園地。在那段拮據(jù)的日子里，我們有怕喝西北風的憂慮，有幾張糧票換來的滿足，有“頂風作案”的自愧，有自食其力的開懷。那是記憶中一段特殊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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