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華商報大風新聞報道，7月15日，一位移動手機用戶發(fā)視頻稱，自己用了14年的深圳卡移動號碼到移動營業(yè)大廳辦理解封，被告知需要提供在深圳的參保信息，而該男子因為近年來沒在深圳發(fā)展恰恰沒有參保信息。
7月22日，記者聯(lián)系深圳一家溝通100營業(yè)廳，詢問深圳卡手機解鎖條件，工作人員答復稱：“先打10086，客服讓帶什么證件就帶什么，必須要有粵居碼和深圳社保?！?/p>
手機號解封跟社保掛鉤真的有必要嗎？這則新聞看起來有些荒誕，但現(xiàn)實卻正是如此。起碼在深圳，手機號解封跟個人社保掛上了鉤。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事件中，當事男子并無任何過錯，他的手機號被限制也屬于“保護性停機”。但他卻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比如他為了解封專門從東莞趕赴深圳，耽誤很長時間不說，如果手機號長期被限制，還有可能影響生意和個人信用。當然運營商也沒錯，它的初衷是“反詐和保護”。
用戶正常使用手機，但卻遭反電詐措施誤傷，近年來類似事件時有發(fā)生。
比如去年陜西就有一位聯(lián)通用戶為籌備婚禮群發(fā)短信通知親友，卻被誤以為是詐騙短信，自動進行了屏蔽、攔截，導致婚宴當天很多親友未能出席。今年還有一位負責部門招聘工作的田先生因遠程面試，一個多小時內撥打了10多位應聘者的電話，因“大數(shù)據(jù)識別為詐騙號碼”被運營商停機。
無論是何種原因導致被限，想要解封都很麻煩。除了攜帶身份證、手機卡到營業(yè)廳進行認證復核的程序之外，一些地方還要求提供在職證明和無犯罪證明，深圳要求提供的“粵居碼”應該就是類似情況。
電信詐騙可謂現(xiàn)代社會的全民公敵，有關部門積極采取措施反電詐可以理解，但前提是應平衡反電詐與保護公民合法權益之間的關系。如果為了高效反電詐而忽視權益保護，長此以往，結果恐將得不償失。
如果此兩者是必須二選一的關系尚可理解，消費者可以讓渡一部分權益去掃除犯罪，但事實卻并非如此。
而之所以出現(xiàn)問題，還是因為部分單位為了提高效率，減少成本支出，高度依賴于技術手段反電詐。反詐技術系統(tǒng)遇可疑信號動輒執(zhí)行屏蔽指令，打擊了犯罪分子的同時，遭誤傷的消費者只能自行前往解封，而解封過程中又要面對另外一套程序。
最好的解決辦法當然是有關部門提高技術水平，減少誤傷率。但技術的進步往往不能一蹴而就，這時候就需要人的力量及時補位，力爭在最短時間內把客戶損失減到最少，使客戶情緒最快恢復。
這都是大數(shù)據(jù)和人工智能所做不到的，只能靠人的服務。另外，相關機構針對“解封”環(huán)節(jié)多投入一定技術成本，亦能起到緩解作用。
事實上，針對難以避免的“誤傷”情況，《反電信網(wǎng)絡詐騙法》是有規(guī)定的：“被處置對象可以向作出決定或者采取措施的部門、單位提出申訴。作出決定的部門、單位應當建立完善申訴渠道，及時受理申訴并核查，核查通過的，應當即時解除有關措施”。
但問題在于，用戶申訴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很多時候還不低。而個體付出的成本，匯聚起來就是社會成本。
針對頻頻出現(xiàn)的誤傷問題，有關部門最好能夠做出一個綜合評估，采取相應措施，從整體上降低因此產生的社會成本。
另外，也可以給運營商等具體執(zhí)行反詐措施的部門加加擔子，比如將誤傷率列入考核，想必可以有力敦促其快速提升技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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